权益区分理论下数据法益保护模式

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权益保护学说值得进一步反思与检讨。数据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既有规则体系内完全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因数据的非排他性与权利的排他效力间的根本冲突,数据权益难以被纳入绝对权或相对权中进行保护,而各类新型数据权利混淆了权利在民法体系中的定位,忽视了体系功能,甚至阻遏数据的共享与流通。从体系逻辑、制度调适成本与数据治理全球发展方向来看,数据权益应当被纳入法益保护模式中。数据法益保护应以事实控制状态为基础,将数据权益直接归属于事实控制人,保护范围以各个主体享有的事实利益范围为限。数据产权分置政策应经法律解释还原为数据法益归属确认的基础前提与数据主体行为规范的设计方向。

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数据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但企业间不正当数据竞争行为却日益增多,进而引发了企业数据法律保护难题。然而,以著作权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和商业秘密条款在保护企业数据方面均存在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判决依据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同案不同判情形时有发生,且无法完全应对复杂多变的企业数据纠纷。从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现行法的不适配导致权益保护存在真空。文章通过分析现行确权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结合企业数据权益发展及保护的需要,认为未来企业数据权益保护应以数据类型化为起点,实行数据分类保护,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数据采取差异化的保护路径。

企业数据权益的理论表达及其保护路径

[目的/意义]数据权益保护是实践探讨的重要议题,正确理解数据权益的理论意蕴,构建合理的数据权益保护模式是保障企业利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方法/过程]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分析方法,文章反思了当前学界提出的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理论,指出了各种理论对数据特征和保护语境的忽视,难以为数据权益保护和数据充分利用提供理论支撑。[结果/结论]数据在线上线下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在载体、符号和内容层面具有不同的内涵,同时数据的信息内容也存在差异,应当对数据的不同内涵进行区分,针对不同的信息内容构建保护制度。而在具体模式上,可以采取公法与私法协同、权利化与行为规制结合的方式保护企业数据权益。

从私法到公法:数字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模式延展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政府开始成为收集和利用公民信息的最大主体,公民隐私权遭到公权侵犯的风险随之加大,因此隐私权的公法保护模式逐步呈现和凸显。隐私权公法保护的本质,是要求国家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隐私利益之间作出必要衡平。这种衡平需要从隐私权的效力位阶层级、公民隐私信息的价值指向以及公民的身份等三个维度来具体展开,因为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了个人隐私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应当退让于社会公共利益。在区分和考量上述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设置绝对公法保护模式、严格公法保护模式、一般公法保护模式和弱公法保护模式等四种不同模式来展开对公民隐私权的公法保护。

行政许可创制了名为信赖利益的新型权利吗?

一般认为,行政许可创制了一种被称为信赖利益的新型权利。基于信赖利益与行政许可的规范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主张并不成立。实际上,《行政许可法》第8条所保护的利益,其正当性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民对公共资源的分享权;而第69条所保护的权利,其正当性源于公民私有财产权。前者包括被许可人为获得许可支付的对价、许可实施成本与预期利润,后者包括无过错的被许可人为许可支付的对价与许可实施成本。《行政许可法》应当根据合法许可与违法许可中公民权利的不同,完善相应的类型化权利保护方式。将二者皆视为信赖利益,不仅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也不利于建构更为多维的行政权规范机制。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状况及改进路径

保障农民权益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事关农村改革发展成败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农民权益受损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维权主体的弱化或缺失以及对农民权益需求的偏离密切相关。因此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构建"三主体"维权模式,实施四个方面的并举,在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良性发展过程中着力保障农民权益。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信用模式——基于信任的视角

基于信任视角,以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商业信用模式选择来间接衡量企业间的信任度,以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及报告信息质量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社会责任在提升企业信任度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的商业信用成本更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商业信用成本;地区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商业信用成本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即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越差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对商业信用成本的负向影响越大。

民法典时代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的冗余困境与化解路径

消费者权的主体确定性、弱势性和发展性要求对消费者权进行特别规范,并进而对消费者予以特别保护。消费者权表达模式并无优劣之分,完全取决于立法技术本身。我国目前采用“一般规定+特殊授权”模式的原因有前民法典时代消费者权保护的立法传统、消费者权保护的公私法交融和民法体系化的需要等。但这种模式无法实现消费者权利的融贯性表达,会产生“冗余”困境。而且,这种冗余困境往往附随甚至催生许多功能性障碍,不仅无法解决民法与消法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理念、结构定位上的矛盾,还可能妨碍审判实践中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解释路径并行的方式化解冗余困境、完善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具体来看,立法论路径是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权保护的“统”“补”作用;司法解释路径则是通过司法解释,构建统一的民法表达体系。

试析胎儿利益保护模式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提出逻辑自洽的胎儿利益保护模式划分方式:权利能力模式承认胎儿的主体资格,提供全面而完备的保护,一揽子解决其他模式存在的体系矛盾与适用不便等问题;类权利能力模式的实效取决于司法能动等外在因素;特定权利能力模式外延明确,权利清晰,但适应发展能力较弱;无权利能力模式不承认胎儿的独立价值。我国现行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以类权利能力模式为主,兼具特定权利能力模式要素,仍有一定不足。保护胎儿利益应妥善解释《民法总则》第16条,明确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抚养费请求权,重新界定自然人出生标准,并于条件具备时改为采用权利能力模式。

和谐社会刑法机能模式之选择

刑法机能模式指刑法在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冲突与契合关系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对某一机能的侧重,体现刑法机能模式的价值偏一关系。关于刑法机能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刑法机能动态平衡模式"及"刑法机能同一模式"之争论。在当前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法机能模式的理性选择。

人格权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未来民法典在相关问题上的立法选择

通过比较民法对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与对财产利益、身份利益保护的范围的差异,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具有全面性特征;通过分析影响一般人格权涵义和特征的因素,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一般人格权应具有主体的普遍性、抽象性、概括性、性质的复合性以及效力上的补充性特征;通过对民法上各种保护人格利益模式的比较分析,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选择具体人格权+单一形式一般人格权模式。

论我国起诉不停止执行模式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起诉不停止执行模式的缺陷并非在于以不停止作为原则,而是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导致当事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将停止执行原则奉为圭臬的观点值得商榷,调整系统涉及的范围有多大以及可扩张性程度才是影响(不)停止执行原则适用范围的关键。我国立法存在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缺陷,对审查标准、审查方式、特殊情形的考量以及上诉等方面都未加以明确规定。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细化对执行裁定的审查标准,明确规定审查方式,增加情事变更时的撤销程序,赋予当事人对裁定的上诉权。

新冠疫情条件下劳动权益维护的重点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势必会影响疫情期和疫情后的劳动关系和谐与稳定。这就需要各级工会组织及时厘清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及时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在这场重大考验中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切实维护好职工群众的劳动报酬权、劳动就业权以及劳动保护权。

论微店模式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微店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它的兴起不仅给商家开辟了一条新的商品流通渠道,也给消费者带来了购物便利。可显在实践中,由于我国法律对微店模式中消费者的法律性质认定模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漏洞,以致于无法保障微店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文章通过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侵权行为法对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传统上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仅为绝对权,现今已扩张至将相对权以及权利外利益包括在内。虽在保护客体上主要国家取得了一致,但在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上,世界范围内却有两种相对的立法例:差别保护立法例与平等保护立法例,从侵权行为法中的价值衡量出发,对比两种立法例可知平等保护立法例较之差别保护立法例更为可取。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海外权益保护模式的创新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发展,沿线国家政治互信、文化相通、经济交融,互利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为保护我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权益,我国公安机关在传统国际警务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海外权益保护模式。其中,主动引领模式构建了以我为主的跨国论坛,有效扩展了国际警务合作范围;海内外警侨联动模式强化了政府部门和海外侨商会的联系,提高了国际警务合作效能;本国警务力量域外投射模式将执法力量直接作用于域外;外警培训模式则将外国执法力量"请进来"厚植了人脉资源,提升了国际警务合作效率。

数据产品保护路径探究——基于数据产品利益格局分析

数据产品是运营商对信息主体的原始数据进行生产加工后形成的产品。根据数据处理形式的不同,数据产品可以分为汇集型数据产品和演绎型数据产品。基于对各类数据产品依附的利益格局分析,汇集型数据产品的权益应由运营商行使,但应注意对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不同于此,信息主体对演绎型数据产品已无法确定权益,所以运营商可以独立自主行使产品权益。运营商对数据产品的利益位阶越低,其利益受财产法律调整保护的力度相应越弱。基于对运营商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数据产品适用权利保护模式时,必须满足权利授予的相关条件。对于无法达到权利保护模式的数据产品,行为规制模式提供基础性保护。针对数据产品的保护,两种模式相互独立,相辅相成。

知识产权法益体系化保护路径之建构

知识产权既包括权利,也包括法益,知识产权法益是知识产权领域中为法律上主体所享有并给予保护的利益,是知识产权权利的前状态。知识产权法益的生成,既源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事实行为,又来自民事法益价值指引下的法益保护原则在知识财产利益中的自然延伸,还依赖于知识产权法对知识财产利益予以保护的正当性建构。知识产权法益具有弥补私权保护不足、作为侵权抗辩事由、产生新型知识产权权利、拓展公有领域与激发创新的功能。知识产权法益的保护路径应有别于权利,采取突出法益保护地位和作用,积极拓展法益保护内容,以竞争法保护模式为主、设权保护模式为辅的体系化保护。具化到商业标识法益保护之中,我国应注重商业标识权利与法益的区分化保护,实现商业标识体系化保护。

论人格标识中的财产利益

美国法采用公开权模式保护人格标识商品化,德国法则采用统一权利模式。我国立法关于人格标识中财产利益保护相关规定较少,没有明确认可人格权的"利用权"性质及人格权体系中除姓名权、肖像权以外其他权利的财产利益,相关权利保护和实务操作存在较大缺陷。应借鉴德国的人格权保护模式,将人格权的商品化归为人格权的范畴保护,侵害人格标识中财产利益的责任方式以财产损害赔偿为主兼采其他责任方式。

从单向负担到多元分担:生育假期制度之重塑

随着社会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作为生育政策重要配套支持措施之一的生育假期制度不断调整,这虽对促进我国人口增长和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极易对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产生逆向激励作用。现行的传统单向型生育假期制度模式具体表现为对女性生育责任过度强调所形成的制度思路单向,以及对企业生育责任过度分配所形成的假期成本分担单向。应对该制度模式予以反思,建议向多元参与型生育假期制度模式进行转变:在理念上,强调性别平等以均衡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家庭生育责任,合理分配企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生育假期负担成本;在实施路径上,通过保障男性休假权利、灵活设置休假安排、合理设计休假长度等实现对生育假期制度的重塑,同时通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等方式,提供更加全面的配套支持措施,最终实现生育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