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Poem 40-Love

40-Love is a short love poem with typical stylistic features,which are analyzed at four levels in this study:graphic level,lexical level,grammatical/syntactic level,and semantic level,to show how stylistic features strengthen the expressing impact of a poem.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poem can be called a real masterpiece in expressing meaning with simple and artful writing style.

南朝陈代诗人江总流寓诗探析

江总是南朝梁陈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一般多归为宫体艳情一类,但江总诗歌的风格并不仅是如此。其流寓诗一改宫体诗华美艳丽的风格,悲怆凄凉,多抒发思乡感慨。而且,江总的流寓诗在不同时期的情感表现也有所不同。流寓岭南时期的诗多关注自身命运,慨叹时运不济;而入隋时期的流寓诗有着更为深重的亡国之痛,情感更为悲怆凄婉。江总对于梁亡与陈亡的不同态度,是造成此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江总的流寓诗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对之应有客观公允的认识。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清代词学中的破体、辨体与推尊词体

清代前期,在词体教化、言志功能的支撑下,破体论试图通过让词向诗教回归的方式来提升其地位,但面临着使词沦为“句读不葺之诗"的危险。由词体娱乐功能支撑下的辨体论则想通过对词这种音乐文艺样式自身特质的强调来推尊词体,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无法真正实现尊体目的。嘉、道以后,词体娱乐功能褪失,常州词派在使词体诗化的同时保留了词体特有的形式特质,并使其为儒家诗教所用,从而使破体论和辨体论实现了理想的结合。词体至此真正获尊,词文学却因此与近代革命思想、白话文学相脱节,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

周邦彦的文体学思想——兼与杜甫、黄庭坚的文体论进行比较

被誉为"词中老杜"的周邦彦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北宋以欧阳修、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体批评兴盛的文学思潮有极大关系。通过辑录检视自宋以来历代批评家关于周邦彦以词为主的文学创作评论文献,可以发现周邦彦的文体学思想较为系统,包括辨体尊体论、破体变体论、以诗为词论、偏长某体与兼备众体论、文体源流论等。这与杜甫、黄庭坚及欧阳修、陈师道的相关文体观都有很大关联,如杜甫"以诗为文"和"以文为诗"的文体观就对周邦彦的"以诗为词"创作理念产生影响,而周邦彦的兼备众体说亦与杜甫和黄庭坚的相关文体集成论等有直接关系。周邦彦的文体论是宋代文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的歌行与乐府研究

《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是明代两部有一定规模的诗文选集,它们改变以往诗歌选本的作法,把歌行体从乐府诗中分离出来,并从题目、声调和语言等方面对它们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词调三分与词学转型

词调"三分法"的出现,在明清词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三分法"自从提出以来,成为明清时期最为常用的词学批评话语,既表现在对词的体性问题的探讨上,也体现在清初不同词派对于词学主张的阐扬和词史观念的表达上。

从汉代诗歌的“天成”到盛唐诗歌的“兴趣”——略论许学夷《诗源辩体》辩体范畴的历史性

明末著名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是一部辨析和追溯诗歌体制、风格源流的著作,是明末诗学复古思想的代表作。他用"天成"和"作用"分析魏晋诗歌,用才力分析初唐诗歌,用兴趣分析盛唐诗歌。针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充分说明了许学夷注意到了诗歌体制和体貌批评中的方法与对象的适用性和历史性问题。

中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偏于辨分诗词体性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辨说诗词体性之通论的承衍。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的维面上展开了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词作体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辨识。

如歌、如泣、如诉:“楚调唐音”歌吟近体诗之音乐特性

"楚调唐音"歌吟(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吟诵众多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歌吟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回归,它将有形的文字转化为声音,进而艺术化、人文化。通过对当代唯一传承人的歌吟曲谱的采集及口传记录,依据"楚调唐音"歌吟在同一首诗(词)中可分别采用如歌、如诉、如泣三种吟唱模式的特性,选取近体格律诗的歌吟曲谱为音乐分析对象,探寻总结其歌吟之基本规律,为丰富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提供参考。

诗体之辨——兼论《沧浪诗话》中初唐诸诗体

从文体论的角度看,"诗"作为一体从"文章"中独立出来而与其它文体明确相区别,最早当属曹丕的《典论·论文》;明确地区分诗歌体制的是南朝·梁钟嵘;诗的体派的出现要晚于体制,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体有时代之体和作家之体的是南宋的严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诗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沧浪诗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进行辨析,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诗体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

论清代词学三大主题

清代词学,虽著作林立,词派纷呈,然各家各派词论,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构成三大理论主题:辨体和尊体、"正变"批评、比兴和寄托。通过辨体和尊体,彰显了词体特征,提升了词体品格;通过"正变"批评,反映了清代词家的词史观,对前代词学的审美评价、审美选择;通过追求比兴和寄托,开拓深厚了词境。三大词学主题,对清词理论与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苏轼词豪放风格辨析

苏轼之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其词的成就。其词的成就历来认为主要在其对豪放词风的贡献。但 如果我们站在整个词史的角度,站在苏轼整个词作的角度来观照苏轼词的风格,会有许多新的认识。

李维桢诗歌的辨体批评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所录诗作,诸体皆备,七言为最。其中,七言歌行出入三唐,章法多变,挥洒自如;七言律诗在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多以杜甫七律为学习对象,风格大多浑雄壮阔;七言绝句以意为主,声调浑融,善用组诗来表达纷繁思绪及壮阔场景。

从话语分析看庞德诗歌翻译风格

该文从话语分析角度,运用社会语言方法,通过分析庞德在诗歌翻译中以第一人称I为主语的谓语动词类别,发现庞德通过词汇的句型简单易懂的日常语言,用叙事手法为主,直接表达个人情感,较少谈论理想和评价的译文语言,在他翻译的诗歌中建构了与原文一致的劳动阶级人民的社会身份。

基于语料库的唐诗英译词汇风格研究——以哈里斯英译《长恨歌》与《石鼓歌》为例

词汇是文本风格的重要表现层面。本文以哈里斯英译唐诗《长恨歌》与《石鼓歌》为例,借助语料分析软件和在线平台,对两首译诗中的高频词汇构成、词汇难度、连词使用频率及意象内涵表现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译者的传译词汇风格的策略、动机及其效果。文章认为,译者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意识,译者在适当顾及目标读者阅读需求的基础上,选用了合适的词汇翻译策略,比较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中诗英译难点探析

英汉两门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表达各异，译时需从整体风格出发注重语境分析，以保存原作艺术魅力，并注意关键词与语意场，再现语意内容和形式风格。语境分析是诗歌翻译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