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以来,对是否应当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特别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关系、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和量刑建议等诸多问题。为进一步科学规范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补强证据来源于口供或同案被告人供述的要慎重、建立公设辩护人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两种模式、结合实际推行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以切实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临床医生在临床试验中的职责及提高临床试验质量的相关建议--基于一项注册器械临床试验

目的:明确临床试验中临床医生的职责,分析临床医生对临床试验质量及效率的影响,并讨论改善方案。方法:以某三甲医院介入科一项常规注册器械临床试验中临床医生所承担的研究任务为例,从知情同意、病史判断、手术干预、随访、不良事件、合并用药等角度明确临床医生作为研究者的职责。结果及结论:在临床试验中,临床医生需要确保试验过程严格遵循方案、数据真实准确、保护受试者安全。在完成常规医疗、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临床医生还会面临临床试验项目管理、团队协作、方案设计、数据采集等方面的挑战。为提高临床试验执行质量与效率,减轻医生研究压力,建议加强跨学科专业背景临床研究团队建设,完善临床医生晋升评价体系,优化试验流程和管理,加强临床研究支撑服务,从而促进临床试验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认罪认罚案件中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刑事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之一,对于缓解人案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却存在无法妥善处理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为基础,从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与公正的价值体现,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刑事速裁程序所体现的价值冲突进行检视,从而对认罪认罚案件中刑事速裁程序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实现刑事速裁程序在价值上的动态平衡。

涉人工智能案件的审判难点及应对思路——基于对220件司法裁判结果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220件涉人工智能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析发现,现阶段涉人工智能案件法律适用存在以下突出难题:“拿来主义”的人工智能区分标准,无法契合司法实务需要;传统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较为低下;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和使用者的注意义务认识不清;对用人单位以调岗为由而变相辞退员工的案件事实,缺乏深入考察;对人工智能自检等无人取证新手段,缺乏正确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属认定存在困难;等等。破解涉人工智能的法律适用难题,应当转变思路:以创造出来的具象化(智力)成果及其风险能否被人事前预知为标准将人工智能分为工具型人工智能和智力型人工智能;推进涉人工智能案件由专业性法院管辖;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和使用者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应富有弹性;要求用人单位为被迫调岗的员工划定收入大幅调降前的合理缓冲期;允许满足条件的人工智能自检报告作为证据使用;暂时将人工智能作品归入虚拟财产进行保护,并要求其在被展示时与人的作品进行区分。

《社区矫正法》生效后法院履职转变的实证研究

《社区矫正法》对法院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增加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听取社区矫正对象的申辩等内容。法院履职发生了较大转变,既有法定履职层面的“刚性”转变,也有理念层面的“软性”转变。应立足该法生效后的大背景,针对法院履职的显性与隐性变化问题展开实地调查,全面了解实际运行状况,科学把握工作中采取的一些积极探索举措。针对履职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相应的完善对策包括树立新理念、进一步完善审前调查评估制度、全面系统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延伸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等。

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制度类型化研究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制度已成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适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从狭义层面讨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活动的研究存在视角偏差,应当从广义层面审视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制度的两种子类型,即监察机关案件审理部门提前介入调查活动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活动。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制度类型化研究的法治价值在于,满足保障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纠正既有学术认知偏差等方面的现实需要。为此,应当紧密契合两种子类型制度运行实际状况专做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优化方案,重点是完善介入案件类型、介入时间节点等规则机制,方能丰富提高法法衔接领域职务犯罪治理工作法治化水平。

重型货车与二轮车事故致因及其拓扑层级分析

为探究重型货车与二轮车事故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一种改进的DEMATEL-AISM方法(DEMATEL为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分析法,AISM为对抗解释结构模型法)。结合文献分析法和(中国)国家车辆深度调查体系(NAIS)数据,建立事故致因指标体系。据事故数据特征改进DEMATEL法,定量分析事故因素间的影响程度。基于AISM建立事故因素拓扑层级模型,分析事故系统的拓变性和因素间作用。结果表明:在重型货车与二轮车事故中,超载对其他因素间的影响只有0.150;结果因素是易受影响的关键因素,其中决策失误的中心度为5.25、被影响度为5.18;事故系统为活动系统,且事故发生受到驱动层、直接层和中间层因素的共同影响。

略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类型——以西方国家刑事审判为例

缺席审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美国、日本、法国等各主要西方国家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上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特征,通过相关的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出刑事缺席审判的诉讼理念与运作原理。

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重大问题研究

就职务犯罪的调查、追诉与审判而言,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如铁路警察般"各管一段",两法之间的衔接至为重要。这种衔接在法理上并无矛盾,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与法律效力。两者的衔接具有实体标准与程序建构两个维度,前者要求明确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边界,不能以政务处分代替刑事追究,后者则涉及如何对接审判中心主义、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等,并需要实现逮捕与留置措施的对接。

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牵头单位的职责

在我国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中要求必须有牵头单位牵头开展临床试验,可见牵头单位在临床试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牵头单位"这一概念的形成却在国家出台的相关法规中无从查询,这就导致牵头单位的职责模糊不清,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无法落实具体责任。研究认为,牵头单位作为临床试验的总负责单位,应全面掌握并监督临床试验的开展及试验的全部过程。而牵头单位中每个主体,即主要研究者、伦理委员会和机构办公室应认真履行好自己在各个环节中的职责。

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近年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该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律师的参与覆盖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辩护三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有三个重心,即建立健全律师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别是要完善律师在庭审前诉讼阶段的"有效参与",以保障认罪协商合法、认罚处罚公正和程序选择理性。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与和谐司法机制的建构——以释明权为中心的展开

民事诉讼分为审理内容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传统观点采"汝说事实,我给法律"的法谚,主张裁判基础事实的构筑采当事人提出主义,事实和证据的法评价专属法院职权。无法认定事实与证据时采当事人自我责任原则。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反对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上设定泾渭分明的界限,主张法官通过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释明,积极参与案件事实的解明,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对话和讨论的义务。当前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构建和谐司法机制,以实现司法活动公正高效权威的运作,合理地分担法官与当事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事实问题上法官的积极参与作用受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支配。在法律问题上当事人的参与性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参与权,有义务与当事人一起完成法律适用的任务。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之诉讼促进义务

随着各国以集中审理原则为目标所进行的民事案件审理制度改革的强化,相关理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为实现集中审理,有必要课予当事人协力迅速进行诉讼之义务,促使当事人将其所掌握的事实、证据及相关诉讼资料,尽可能于诉讼程序较前阶段提出。我国对于当事人诉讼促进义务的分析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在国内诸多民事诉讼相关著作与论述中,虽偶有涉及,却始终缺乏系统性阐述,文章将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下职务犯罪侦查之因应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冲击了"以获取口供为中心"的侦查任务论,取代了"以侦查笔录为中心"的庭审质证论,弱化了"以侦查结论为中心"的判决结果论。在当前高压反腐和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应从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构建"平衡+协作"的新型侦辩关系、尝试建立职务犯罪侦辩交易制度这三个方面有所作为,既保证职务犯罪侦查规范高效地进行,更要实现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监督制约。

职务犯罪二审证人出庭率研究——以W中院2011-2015年案件为样本

W中院近五年职务犯罪二审案件出现了证人出庭申请率、同意率、实际出庭率相对较高,但出庭证言采信率及其对案件裁判影响率极低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证人证言是认定职务犯罪的重要证据,而二审惯用的庭前书面证言印证及案外因素顾虑,使证人出庭仅仅成为救济权利的一种程序保障而实际上不影响二审实体裁判。这不仅会引发上诉人及舆论对二审的质疑,也会影响审判资源的合理使用,并有违庭审实质化改革初衷。因而,在二审实践中建立针对性操作机制及落实配套保障机制,应当是一种探寻破解的方向。

分权与制衡: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职权配置研究

基于所管辖犯罪的严重性和特殊性,国际刑事法院并无专门的警察部门,而是将一般意义上的犯罪侦查和起诉职能都赋予检察官,属于最为彻底的检警一体化体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具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罗马规约"授权缔约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将相关情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但是否启动案件调查的决定权在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另一方面,检察官可以无需缔约国同意或授权,自行决定是否调查某一情势中涉及的犯罪和个人。"罗马规约"同时授权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某一案件或某一嫌疑人。检察官是否调查、是否起诉的裁量权要接受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的审查。这种复杂的分权与制衡机制有助于保障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公正无偏地履行职责,防止国际干涉和权利滥用。这一机制是否能切实发挥效用,仍有待于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差异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在古代社会与政治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司法横平作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对社会矛盾争议的化解大部分离不开家族司法审判发挥的裁判作用。家族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也势必对基层社会控制发挥有利的平衡作用,并且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形成特色的对比,这也是统治阶级进行地位巩固和司法镇压的关键性司法依据。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的内容以及两者形成差异性的原因是传统司法文化的呈现,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无疑对我国现行国家司法职务犯罪立法、司法都具有历史性启示。

职务犯罪审讯难点与问题实证研究

当前职务犯罪审讯主要面临着以下难点和问题:犯罪嫌疑人抗审能力增强、法律限制增多、缺乏有效的审讯方法、可用证据不足、侦查员的办案能力不高等。实践中常用的有效审讯方法主要有:使用证据、揭露嫌疑人谎言、同伙之间分化瓦解、情感感化攻心等。面对困难和挑战,侦查人员需要注重总结归纳审讯方法,提高审讯水平。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再修改——以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蓝本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体现出及时总结司法改革经验、协调与其他法律之间关系等特点,修改意义重大。修改内容主要涉及刑事诉讼制度与监察制度衔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等方面,刑事辩护内容的修改则在诸方面均有所体现。值班律师、认罪认罚中的辩护、缺席审判中的辩护等修改内容表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刑事辩护制度仍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