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in State Council Age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From the wuzu gonghe ( Five nationalities under one u n io n ) in the early R 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rrent union of 56 ethnic groups, the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 inorities in p o litica l affairs has always been a vita l and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On one h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dedicated to the model of a “ civil iden tificatio n ” and weaken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制度、技术与职业化:1930年代初期青岛警政现代化的实践及影响

1930年初期,青岛警界从组织、技侦、职业化三方面推动中国警政现代化。青岛市公安局共济会为警员提供互助平台,保障警员物质待遇,同时从心理建设角度增进警员的职业认同感。先进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提升治安防控效率,体现出警政现代化因地制宜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体现了警用技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职业规范明确化、标准化,直接推动警政现代化的军警分离进程,实现警察职业特性由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到现代社会治安力量的跨越式变革。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建立,既源于完善警察制度的外部因素,也源于警察职业高危性的内在需求。晚清时期,警察抚恤制度历经“从地方至中央”的演进过程,囿于时代局限,未能摆脱恩赏型抚恤思想。袁世凯执政后重视警政,首次创设警察终身、遗族抚恤,是一次饱含近代化意义的制度尝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三次对警察抚恤主体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将抚恤条例提升至法的高度。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演进促使抚恤形式从临时恩赏型到具有长期性保障的改变,促进抚恤法制化,取向更完善和专业。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而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地位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变化较大。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认识的变化,是传统与现实多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但其政治视野的中心是重塑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与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其对西南边疆重要性认识的演变是其政治目标在具体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国庆纪念是传承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仪式,不断打造并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与纪念宣传,完成对辛亥革命史事及意义的再建构。借助于辛亥记忆,国民党不断把自己的建国理念贯穿于国庆纪念之中,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基础。

国定教科书:时代价值及其局限——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定教科书说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推行三民主义,强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教科书的国定就成了重要路径。但国民党早期的教科书国定的努力效果不大。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国定教科书带来了契机。国定教科书积极宣传抗战,用教育塑造理想,用教育鼓动民族自信,为抗战胜利涂写了浓重的一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是,国定教科书在全面服务抗战的同时,也成为加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由此而带来的历史局限和效果上的局限使得它终究逃脱不了被历史潮流淹没的命运。但要正确处理非常时期和国家稳定时期教科书的关系,彰显教科书的本质功能,在这一终极意义上,国定教科书并不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最有效的途径,甚至注定它的预期目标会在实施中不断偏离,本来用于统一思想、传播与培育主流价值的教科书国定制,最后的结局是大大削弱了思想的统一、阻碍了主流价值的深入人心。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分为清末时期、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分析安徽清末、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安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发现,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具有起步早、起点高、但发展屡次中断、受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干扰强烈,高等教育发展没有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等特点。因此,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要跟政治保持适当距离,避免过度政治化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剧烈波动;同时,高等教育要主动深入社会实践,在服务社会发展中发展自己,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本土高等教育理论。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研究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村危机日趋严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农业推广立法,颁布了农业推广法规,建立了农政机构和推广组织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出现新的气象,指出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因一系列负面因素存在,宏大的政策规划与具体成效之间相差甚远。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农业推广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关系

中国银行从民国初年成立后即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使得中国银行由国家银行转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１９３５年的第二次改组后又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国民党“四行二局”金融统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 ,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 ,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 ,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西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为了对藏恢复管理权,积极开展对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在西藏问题上强调与内地的"同一性",推行地方自治,随着宣慰等措施的失败,又把"同一性"过渡为"特殊性"。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以国防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民族问题。在对藏政策上,奉行和平主义原则,企图通过军事护送班禅回藏,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自身实力和英国的压力,又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失败原因有三:定位上"同一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为其一;治藏目标与手段上的矛盾为其二;国家实力不济为其三。三者之中国家实力不济是根本。护送班禅返藏中的"和平主义",与英、藏交涉中"妥协主义",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策略执行不力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治疗成效评析

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外,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如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费短缺等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办铁路的先导--张静江与杭江铁路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1927年3月和1928年10月,国民党元老之一张静江曾两次主政浙江。他以发展浙江经济为出发点,在近三年的任期内,对浙江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杭江铁路的兴建,即为成绩较为显著者。杭江铁路是浙江经济现代化的产物。它不但促进了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国民政府时期省营铁路的先导。张静江是民国时期对浙江建设事业作出显著贡献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