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张衡地动仪的诞生

地动仪的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本文旨在探讨张衡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物质基础。张衡生活在东汉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观察异象、辨别凶吉"的朴素愿望是研制地动仪的原始动力。作者追溯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张衡的学术历程、地动仪的问世过程,分析了东汉早期的地震活动、古代的地震观念和灵台科学活动的特点。指出地动仪的研制起步于公元128年,张衡基于感性认识升华出两个地震概念——地震的位置可按方位判断、地震和地裂必须加以区别,这使地动仪的研制有了明确的技术追求。仪器制作上,张衡崇尚"制器尚象"的原则。地动仪的测震原理模仿了悬挂物(即天然验震器)对地震的反应,技术实现上借鉴了门闩类的触发机构,还通过龙首吐丸的方式留下了发生地震的物质证据,这3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成就了公元132年地动仪的问世和134年的成功验震,构成他科技创新的完整内容。地动仪的发明深化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当时的东汉及其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中国的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这是武侠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 ,学术界有“先秦说”、“两汉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观点。本文一一论析了这些看法 ,并在提出衡定武侠小说四条标准的基础上认为 ,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可定为东汉末年 ,最早的武侠小说是《燕丹子》 ,并且申述了具体的理由 ,同时对《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思想、艺术、对后世小说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东汉洛阳地区的疫病与信仰

东汉时期的洛阳地区,人口众多,疫病频繁发生,出现了两个疫病高峰期。除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外,在洛阳地区,出现了多种与疫病相关的避疫信仰。有的是传统的信仰模式,有的是早期道教信仰。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可能成为早期道教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东汉初期文学创作的颂世思潮

本文以今存所有文学作品为依据,胪述东汉初期多种文体如赋、颂、碑、铭、诔和诗歌等的创作旨趣,揭橥其中普遍存在的颂世倾向。认为,这个时期集中而鲜明的颂世文学思潮是空前的,它为后世文学发展树立了一种文学价值标杆。

论道教产生的主要原因

东汉中后期频仍的天灾人祸诱发人们除病消灾的欲望 ,是道教产生的直接诱因 ;道教自身有效的道功医术 ,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因素 ,两者结合即为道教产生的主要原因。结论

“不听”的“不允许”义的出现不迟于汉初

本文针对谢质彬先生认定的“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相应结论,通过“不许”同“不听”异文、“听”“许”连文、古人对“听”字的训释以及谢文所提两个标准的互相予盾等情况的辨析,论证了“不听”作“不允许”解不迟于汉初的观点。

也谈“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

考之于古籍"不听""不许"互为异文、古训家以"许"训"听"、"听""许"同义连文诸语言事实,无一不在说明,"不听"用为"不允许"义最迟产生于汉初。而谢质彬先生《"不听"作"不允许"解的始见年代及书证》关于"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及相应结论都是有欠妥帖的。且谢文所提判定"不听"意义的语义标准和语法标准也是相矛盾的。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职官行政职守和行为准则

为了对西汉初期政府吏治制度建设具体内容作深入了解,通过对1983年湖北荆州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采用文献解析与梳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西汉初年政府将人民生命财产保障、公文信息的真实性、官吏渎职行为、职官荐举人才、收取地方税收、居民户籍管理、禁止私人铸币等都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并对职官履行公务的行为准则亦作出法律规定。

早期五言思、别诗与东汉末年的游学、游宦风气

早期五言古诗中关于描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无论是数量或质量上都高出于同时代其他题材的作品,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早期五言古诗中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歌质多量高的社会原因,是东汉后期的游学、游宦风气所致。东汉末年游学、游宦者数量大幅增加,游子的艰辛使这些士人倍发思念远在千万里的亲人,加之这些“游子”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于是他们选择了这种富有浓重感情味的题材,表达了这千古永恒的主题。

汉初时代转型与《淮南子》的学术境遇

汉初的时代转型,有着如下特质: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经历了从“休养生息”到“争于奢侈”的过程;在政治局势上,由“诸侯割据”演化为“强干弱枝”政策的全面推行;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黄老擅权”的状况转变为“儒术独尊”之势。《淮南子》之所以未受当政者的推崇,主要原因即在于未能合乎时代转型之需。

东汉末年天下州郡的迅速私有化

黄巾起义后,东汉州郡迅速地被各地军阀化公为私,形成天下州郡私有化的局面:一是州郡长官职位世袭化,不再服从中央命令而谋求称帝或割据一方;二是天下许多文武之士开始认同新主。其因有:一是桓、灵二帝打击正直的士人,引起人民对汉朝皇帝认同度的严重下降;二是州郡官员开始拥有自己的军队,造成内轻外重形势;三是董卓掌控汉朝中央政府,受到地方官员的武力反对;四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多数诸侯并不认同;五是五德理论与汉室不可复兴思潮盛行于世;六是社会上层人士或主动或被迫认同了州郡私有化。其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缺乏天下共主的认同基础;二是造成社会动荡;三是导致人才分流,并造成天下逐鹿战争的兴起。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儒、道互补文艺观的演变

儒、道两个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争鸣和在汉初的互绌,既有学术思想上不同的原因,也有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因素。秦汉时期,儒、道在政治等领域争夺主导话语权的互绌,并未妨碍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融合。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在审美特征的论述上,在审美标准的主张上;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论述的侧重不同,恰巧构成为古代文论互补的结构。儒、道互补的文艺观是汉赋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时汉赋作品也表现出来这种互补的文艺思想。

《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

《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辨正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

南阳出土的东汉周世雅买地券补论

南阳地区新近出土的东汉建宁四年(171)周世雅买地券是中原地区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两件汉代买地券之一,券文共174字,保存完整,价值重大。已有研究在文字释读和文意理解等方面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兹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考释券文字形,疏解券文文意,为汉代历史、文字及思想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权异化,士大夫对皇权表现出明显且复杂的制衡性:既有道义制衡,亦有权力制衡。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后期的政治特征以及士大夫阶层在形成和发展前期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