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针灸学者的回归对澄江针灸学派形成的意义

20世纪中期,源于中国的针灸经历了在日本的改造后以全新面貌输入到国内,逐步成为了推行现代卫生事业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承淡安、邱茂良、杨甲三、邵经明、高镇五、谢锡亮等人形成的澄江针灸学派与创办的《针灸杂志》成为接纳针灸科学化思想的重要理论据点。承淡安东渡日本回国后,承门医家开始对重新厘定针灸疗效的现代科学方式进行自主探索,主动走向世界并参与世界医疗体系的初步构建。全球视野下,西洋医学的引进引起了中日医学知识与医疗制度的变革,而从学派本身的历史现象来看,中国医家透露出与日本不相类似的医疗创新与理性,即学派门人大都幼承庭训,主动成为沟通国际学术理论与传统针灸实践的纽带;坚持以疗效立命,将学术成果结合现实以融入社会。

16至18世纪中西文明互鉴的影响及其意义——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宋明儒学为基础

16至18世纪首次发生的中西文明之间的学术交流,使得西方哲学经典(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主)被翻译成中文,同时中国哲学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主)也被翻译成西文。16至18世纪,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哲学思想首次与中国士大夫学者产生互动,并在当时不同的哲学分支中(逻辑学、形而上学、人性论、宇宙论、伦理学、神学)具有不同的表现和意义。中西哲学的早期接触,为近现代中国更广泛和普遍地引入西方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怀仁的浑天仪:中国传统浑天仪象形制下的欧洲仪器

1668年底,康熙对南怀仁在天文测验中所使用的一件仪器产生兴趣,将之留用,后又于1669年4月命南怀仁等人以白银为材料制作一架新仪。经考证得知,这件银制新仪即故宫现存藏品“银镀金南怀仁款浑天仪”,被南怀仁于1669年6月9日进呈御览。南怀仁浑天仪所蕴含的宇宙理论、基本环圈结构、日轮和月轮的演示方式,是对一种通行于16世纪欧洲的测算演示用地心环形天球仪(armillary sphere)的延续。这类仪器最早随利玛窦进入中国,其相关内容和图像出现在利玛窦早期手稿和世界地图之中。同时,通过去掉四个赤道平行圈,巧妙融合“天圆地方”与表里三重结构设计,南怀仁浑天仪与中国传统浑天仪象在形貌上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贴近。然而,其所装置的地球模型和黄极通轴等细节,又显露出这件“浑天仪”不能被忽视的欧洲基因。

论武术在当代社会的发扬

运用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研究方法,在对近代以来武术发生的"两次降格"窘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为武术发扬所带来的崭新历史机遇进行阐述,并进一步探讨了武术在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前,所应采取的战略姿态。研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武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首先被限定在"体育"的框架下发展,导致其文化本色和传统精髓被大量过滤和丧失;其次,在体育系统中,也未能维持住"土洋体育之争"时期能够与西方体育平等对话的地位,而是从属于后者,并在体育大系统的诸多方面,都日渐走向边缘。当代社会中国国家崛起以及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千载难逢的契机,为武术在当代社会的发扬光大插上坚实"羽翼";武术应该立足"来而往之"的战略姿态,紧抓历史机遇,反省、自觉自身,将自己与西方体育文化形成强烈互补的独特优长,加以挖掘、拔萃,贡献于当代社会人类文明的进步。

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

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戴进贤《黄道总星图》的绘制、使用及传播

本文讨论了德国传教士戴进贤《黄道总星图》的绘制过程,认为该星图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编纂的《灵台仪象志》星表基础上,还参照了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纳奇星图的投影方法和装饰方式.通过梳理该图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藏本,分析了该星图在朝鲜李朝的传播和使用情况,以及在中西科技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还分析了该星图在清代中晚期如何被坊间重新刊印,用于夜间测时和辅助识星.

论不可通约性与文化交流的三条途径

库恩将自己的"不可通约性"概念描述成"局部的"和一种不可翻译性,认为在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事实上是完全可能的。库恩明确考虑了交流的两条道路,即解释和执双语。作者认为前两条道路与科学静态结构是相符的,而不可通约性中还有一条与科学动态结构相符的道路:辞典改变。当这一道路并非虚拟,当它扩展至文化交流时,可以在西学东渐中找到证明。

《农学报》与其农业应用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通过采用数据统计和文献分析考证法,统计分析了《农学报》所涉及的农学学科体系分类,包括作物学、园艺学、农业化学、农业工程学、植物保护与病虫害学、畜牧业、林学、农产制造等。重新认识晚清《农学报》传播农学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开辟西方农学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视野。《农学报》以前所未有的媒介形态实现了西方现代农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传播和交融,并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传统农学为标志,首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和整建制地将农业科学技术分类精细化,为中国现代农学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以“英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伦敦会是近代率先派遣传教士来华的英国海外布道会,并率先将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引入中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中国创办了若干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学校,它们遂成为这一时期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主体,位于汉口的博学书院、天津的新学书院和上海的麦伦书院即为其代表。这类教会中等教育学校既沿袭了马礼逊所创立的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基本模式,又继承了英国公学教育的某些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革,以求适应中国国情。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伦敦会"英华书院"为代表的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对促进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德川时代西方科技在日本的传播特征探析

16世纪中叶,西方科技随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日本列岛,在曾被称做"锁国"的德川时代开始传播。运用传播学中的拉斯韦尔5W模式考察此时的西方科技传播,发现在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里,凸显了如下特征:传播主体具有多元性及"自下而上"的特点;传播内容涵盖从欧洲中世纪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及技术,且学科范围不断扩展,具有丰富性和拓展性的特点;传播途径包括宗教活动、商务活动、翻译著书、举办教育等,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传播效果是前期传播为后期传播作了铺垫,具有渐进累积性的特点,且科技自身的深刻变化对社会变革造成了强烈影响。

清初平面三角形解法的精简与完善

明末《大测》和《测量全义》将西方平面三角形解法介绍到中国,但传入的方法不利于中国历算学家理解和应用,而清初平面三角形解法则呈现出更简单、更直接的特点.至《数理精蕴》正式提出平面三角形余弦定理,标志着明末传入的平面三角形边角互求问题经过中算家的会通,均可全部借助三角学公式求解.这一演变历程体现出中算家对计算精度的追求.

王国维西学翻译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多维影响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国学大师,享有国际盛誉。他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理学、文学、图书馆学、喜剧美学、农学、地理学、考古学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翻译实践,促进了这些学科在国内的先导性发展,为这些学科在国内的创建、本土化和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运用的翻译策略、提出的翻译观点丰富了我国传统翻译思想。他基于学术自由、忠于学术思想的翻译实践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开辟了另一条西学东渐之路,对近代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多维影响,但对王国维翻译的研究不够充分,其翻译思想有待深入挖掘和探究。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下的南浔建筑装饰风格研究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下,南浔儒商望族在对外贸易往来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文化理念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且体现和反映在他们的宅第、园林建筑之中,他们将西方的建筑形式、风格及生活方式,巧妙地渗透与融合于南浔建筑,形成独特的南浔建筑装饰风格。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纳兰性德的影响

清初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由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所含西学知识窥见一斑。《通志堂集》为清初学者徐乾学于纳兰逝后所编,其中有若干内容涉及西学知识,包括天文历法、科技制作、医药学、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纳兰西学知识的来源,其中对自鸣钟的了解,来自于直接接触实物,其他则主要依赖阅读与传闻。纳兰直接阅读过的西学书籍至少有《七克》和《西儒耳目资》,很可能还包括《泰西水法》,但他未必通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纳兰对西方实用的科技制作以及天文历法持赞叹与肯定态度,而对天主教为传播教义攻击佛道的做法则有所不满。纳兰的西学知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于清初在东方传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他对“西学东渐”的态度在清初一般士人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晚清(1840—1912)来华传教士植物学译著及其植物学术语研究

晚清的科技译著构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方科技交流的主要载体。作为近代的新兴学科,西方近代植物学也在此时以译著的形式传入了晚清科学界,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晚清的植物学译著主要由西方来华传教士译介完成,主要传播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部分成果;此外,这些植物学译著中所引介的植物学术语,不仅推动了晚清植物学研究突破传统植物学研究的范畴,且部分术语甚至沿用至今,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学东渐背景下我国近代西兽医技术的本土化发展稽考

近代以来,随着鸦片祸起,国门洞开,西学东渐,西方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兽医技术传入我国。我国西兽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兽医生物药品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以西方兽医技术武装起来的治病体系,由从外部引进逐渐走上自身发展的道路.动物检疫事业的创建,兽医生物药品的研制与畜禽传染病的防治,推动了我国近代西兽医的本土化发展,保障了家畜健康和畜牧业发展,由此中国近代兽医科技的发展进入中、西兽医并存共处,交融结合的新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与西方科技东渐研究综述

该文对西方科技东渐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西方科技对中国近代文学代表人物影响、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文学进化观、近代科技期刊、科学术语与文学关系等相关研究总结得出:(1)关于西方科技东渐研究和中国文学近代变革研究都较为扎实,但是,二者结合的研究却较为零散,不成体系;(2)多位专家和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西方科技东渐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联以及相互影响,但尚少有人将科技哲学、科学技术史、文学研究等相关理论结合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区外输入华东电网发电能源的探讨

对区外输入华东电网发电能源的各种方案进行了经济计算、排序及评价，认为华东电网发电能源需求量大，各单一能源均难满足要求，应组合引进多种能源。金沙江水电送华东是最经济的，是解决华东电网发电能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

西方中医凸显中华文化普世性——兼谈社科研究对中医院校的重要性

针灸在英法等西方国家本土化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中医海外传播的特殊案例。刚刚结束的第3届西方中医人类学研究国际论坛展示了这类西方中医形态的多样性、当代西方居民对中国传统中医解读的资源与逻辑、西方中医研究的社会学意义及中医与中华文化的普世性,为中医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方式、形态提供了借鉴,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了中医研究,为中医院校科研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丁韪良与《万国公法》——兼论国际法学东渐之肇始

《万国公法》是丁韪良在华期间翻译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其中文版的问世是近代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也是国际法学东渐之肇始。身为一介外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并积极谋求出版此书,是与当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深层背景紧密相连的,有其特殊的深层用意。但此书的翻译出版在客观上使晚清人士从正面第一次对西方国际法有较全面的了解,而它所传达的西方文化观念和国际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变革中的近代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