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工农联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义路线

文章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的深刻思想,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完全不同于西欧殖民主义现代化旧道路,也不同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贯穿着“独立自主工农联盟”的中国宪法思想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走工农互惠共同发展的正义之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并不具有通用性,需要放置在中国十四亿人口大国的现实下审视和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革命性的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土知识,超越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困境的理论话语,具有可分享的开放性和启示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引全球共同发展的正义路标。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对武汉市农民工健康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则不具有解释力。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民工隐性户籍墙分析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为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文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武汉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解释了结果,提出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其对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客观歧视,还在于农民工面对歧视时的主观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凸显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当前,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犹豫不愿意,反映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其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差距。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研究

当今中国正面临结构转型的严峻挑战。从经济结构转型看,当前中国已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经济结构持续向好转型非常困难,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以及"中等收入陷阱";从社会结构转型看,由于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加之因制度约束导致的"半城市化"问题严重,城乡差距缩小及城乡社会结构融合面临重重困难;从人口结构转变看,由于特殊的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未富先老"、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劳动力供给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等,将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既是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结构转型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无论是加快城市化建设、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还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社会融合;无论是应对"未富先老",解决未来中国的养老难题,还是应对"刘易斯转折点",顺利渡过劳动力供给难关,这些都迫切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但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对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本文从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并分析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诸多因素。结果表明,除了流出/流入地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并不显著,其余四项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作用显著。

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及其经济学意义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和再认识,运用刘易斯转折点及发展含义分析了"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证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放弃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劳动者同质的假设,利用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改造模型,根据农民工正处于代际交替及"质"的差异性明显的事实,构建了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该模型能同时解释"民工潮"和"民工荒"产生的原理,并证明了"民工荒"是现行工资未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致。结论是:中国不仅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甚至未达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仍然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还有较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用工荒"是现行工资低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的结果,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途径。

有效乡-城迁移与经济发展

有效乡 -城迁移不仅于农民有利 ,也十分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因此 ,在有效乡 -城迁移条件下 。

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路径及政策建议

老一代农民工中大多数陆续在临近退休年龄时返乡,小部分经商的高收入者在城镇定居;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多数在城镇定居;新增农业人口中绝大多数以普通高校和中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身份转移就业、定居城镇,这就是未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路径。

中国共产党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

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战略支点。中国共产党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担当出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支点,使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赢得了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是中国革命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至关重要的原因。农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演进中的选择,也是他们深切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和发展的选择。农民则以多种方式投身革命事业,在革命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人员而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民工异地歧视问题的经济效应分析

异地歧视客观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也日益引起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个体间异地歧视的静态分析表明,短期内此行为导致了本地员工与农民工的就业待遇差异,并损害农民工的所得利益;然而动态分析区域性不同群体间的异地歧视却表明,长期内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非理性行为,歧视型业主将被逐出市场,农民工则流向他方;调查统计分析也证实此结论的科学性。

城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浅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由于各种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了我国社会久治不愈的“社会病”。只有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完善经济秩序,加强道德建设,才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进城农民工占城市经济人口比例与城市产业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力。近几年的数据表明,进城农民工占城市经济人口比例和城市第一产业变动没有呈现出相关性,与第二产业变动呈现出负的中度相关,与第三产业变动呈现出正的中度相关。制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应针对农民工在城市不同产业的分布状况而有所区别。

列宁与苏俄三个时期的三种工农联盟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时期苏俄工农联盟的内容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及其执政党支持对农民平分土地,另一方面是农民拥护十月革命和支持革命向前发展。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工农联盟的内容一方面是工人阶级支持贫苦农民对富农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是农村向城市即农民向工人阶级国家提供战争必需的粮食。新经济政策时期工农经济联盟的内容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及其国家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一起建设经济。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的基本思想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需要农民阶级支持,农民阶级的解放需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二者的共同诉求是工农联盟建立的基础,无产阶级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条件等。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对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角色进行了新的定位,指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并深化了对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革命性的分析,强调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代表和实现农民阶级的利益,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

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工作状况的认识——马克思与雷恩的观点比较

全面比较了马克思与雷恩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工作状况的论述,找出了二者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并指出这段历史对我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配置制度变迁的启示。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经济分析

"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主要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增长缓慢、拖欠和价格歧视等方面,这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同质劳动力供给过量、制度歧视、缺乏基本的制度约束造成。解决"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必须建立完善的约束和保障制度,保障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开展农业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控制"农民工"转移的刚性制度,代之以经济手段引导调节,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

建立中央统筹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兼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商榷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利益,为了规避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的“经济人”消极行为,必须绕过户籍制度障碍,建立中央统筹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当代中国宪制思考之一

本文旨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世界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和象征;传统农耕中国必须通过革命和建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重构现代中国;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必须逐步加入这一进程,不只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更是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本文还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农业机械化历程为例证,论证了前述论题。

中国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实证研究

农民工经过近半个世纪城市的发展,内部差异性显现。突出表现在经济收入上的层次性分化,低中高收入农民工三阶层的产生以及各阶层文化构成、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主观认同等相关因素的差异。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的存在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