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晚清《启蒙画报》中的“儿童”图像符号学分析

早在晚清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实施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以办报实践推行教育新观念。西方的一些新教育、新话语和思想经由报刊图文的建构,成为影响近代教育在民间落地与扎根的一环。本研究以中国北方的第一份儿童教育刊物——《启蒙画报》(1902-1904)为分析标的,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探究思想转型时期的教育报刊如何运用图像与文字建构儿童形象并传递教育观念。研究从儿童学习知识的三方面——学什么、怎么学、如何用予以呈现,并从“明理/礼”“松绑”“活波”的儿童形象建构中,揭示出文本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及对社会现实的改良关怀,其实用、实际、实现的教育主张扎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经验,体现了比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早的实用思想之运用。

清末基层警察教育探析——由武汉巡警教练所毕业文凭展开的考察

为落实预备立宪《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清单》关于组建基层警察机构的要求,民政部于光绪三十四年奏定《各省巡警学堂章程》,要求府、厅、州、县均须设一处巡警教练所,以培养基层警察。毕业于武汉巡警教练所的严良钜,其毕业文凭即为基层警察教育之实物佐证。严良钜文凭中记载的师资、课程等信息,反映出武汉巡警教练所不仅配备了优良的师资,还在《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规定课程之外,因地因时增添课程。然因《各省巡警学堂章程》的办学要求有诸多好高骛远之处,不少地方因经费不足等困难推迟开办,甚至不能开办巡警教练所。按章办学的武汉巡警教练所,虽具有样板作用,但此一样板在当时并不具备推广之可能性。这也反映出清末预备立宪因操切行事而不能成功的一面。

清代大连地区传统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战乱和人口的严重流失导致大连地区在前代所积淀的传统教育事业基础荡然无存。清顺康时期,尽管在招民开垦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但仍然缺少完备的民事建置,在根本上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雍正年间,大连地区的“通判”设置以及其后的州、县建置,不仅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员的科考条件,而且使官办教育开始步入正轨。乾隆及以降时期,大连地区则逐步形成了州县儒学、书院、私塾、家学并兴的局面,从而扩大了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途径,促进了大连地区科举教育水平的提升。

明清儿童礼教的兴起

宋明以降,具有悠久传统的儿童礼教开始了庶民化的转向,在社会阶层、地域人群意义上得以下移、推广,儿童礼教进入普通民众之家,标志着庶民化特征的儿童礼教兴起。本文认为,明清时期的儒学民间化、宗族形成与科举之下社会道德焦虑的交互作用,是推动儿童礼教兴起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推动儿童礼教兴起的社会主体多样,有家庭、宗族,有儒家官僚,有乡村儒士。虽有公与私,训子与训俗之不同,但这些主体能够汇聚力量,形成共识,共同推动儿童礼教的兴起。

清代前中期四川地区女性的教育途径——以清嘉庆《四川通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嘉庆年间常明、杨芳灿等修纂的《四川通志》作为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详尽记录了四川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对于女性教育的记述虽然不多,但反映了当时四川女性教育的概貌。清代四川女性教育普遍处于边缘化状态,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经济条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教育途径以家庭私塾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为女红、祭礼、传统美德等。部分士族家庭或有例外,会给女性提供传统家庭教育外的艺术教育,出现了一批才女。女性教育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性别意义。

清代安顺义学述略

清代安顺地区义学始于康熙三十年(1691),终止于光绪末教育新体制的推行,在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康雍年间的初步发展、乾嘉年间的衰落、道光和光绪年间的高峰以及安平县义学数量多等时空分布特点。清代安顺义学的发展受国家政策、地方官员和局势等多种因素影响与制约。清代安顺地区义学的建立与发展,推进了安顺地区文教体系的建构,加强了清廷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巩固了清廷的统治秩序。

清末雄安地区小学教育发微(1903—1911)

雄安地区小学教育发轫于清末全国性兴学运动浪潮,受自身县域社会的影响,新式小学堂多由先前的书院改设而来,因教师匮乏与经济窘困使得在教学中多使用“单级班”或“复式教学班”的组织形式,在课程设置上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精简。雄安地区作为清末直隶省的重要县域组成部分,又与京、津等地毗邻,使得雄安地区既在行政区划上受到直隶省会保定府的管辖,又在地缘上受到京、津地区的辐射,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较快,高速发展下又使得其内部结构存在不均衡性的弊端。

从诗人到学政:翁方纲诗教成就研究

翁方纲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经学家、考据专家,又兼为诗歌理论家和诗人、诗歌教育家。他曾三历广东、江西、山东等省任学政,传播诗学,振兴诗教。学界对于翁方纲的研究,集中在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忽视了另一个重要身份——学政。身为学政,翁方纲在诗歌教育方面,取得了四方面成就:正确处理了诗教与政治的离合关系;编纂的《石洲诗话》,从理论到实践,贯穿了“肌理”的诗学主张;教粤人学为诗,对岭南宗宋诗风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提倡“雅正”反对“伧气”,将宋诗的审美原则引进到诗歌教育中。

清代教师惩戒权的文化内涵与制度特征

清代教师惩戒权在继承历代制度的基础上得以完善,适用范围广、可操作性强,且具有相关保障机制。清代教师惩戒规则是一种“儒法并存”的教化设计,将“克己复礼”的儒家伦理教化思想与法家法制、刑罚治理思想相结合,将教师惩戒权列于“天地君亲师”的精神信仰序列之中。同时,传统因果报应思想也为教师惩戒权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此三者构成了清代教师惩戒权的独特内涵,并彰显了“儒表法里”“鼓励自新”“政教合一”“师道尊严”等鲜明的特征。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返本开新:以明清家训文化涵育新时代德育工作的实践进路

构建新时代德育工作体系不能摒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缘关系,要以明清家训“修身之道”涵育个人健全人格、以“齐家之道”涵育家庭美德、以“处世之道”涵育和谐人际关系。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封建制度的制约,明清时期的家训文化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态。因此,以明清家训涵养新时代德育工作要坚持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知行合一的基本原则,在返本开新中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价值共同体,增强德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从而为新时代高校德育工作找到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清代天水任承允墓志铭考论

天水市博物馆现藏两幅晚清陇南名儒任承允墓志铭拓片,分别由当时名流撰书,内容大致趋同且互为印证。据此可厘清任氏家族族谱及任承允生平、仕宦履历、文化教育成就等诸多史实,是天水地方文化史料的重要补充,亦纠正了部分书籍记载的讹误。

明清徽商重教兴学的动因及影响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佼佼者,有着“儒商”之称的徽商在经营致富后热衷重教兴学,蔚然成风。具体言之,他们不吝资财培养子弟仕进,热心公益捐资助学,附庸风雅结交士人。而徽商的这些行为,既是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也有着鲜明的现实诉求。文章通过分析徽商重教兴学的行为动因得出,其对于其自身经营及徽州地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体现出商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得益彰,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颜元“习行”教学法述论

颜元作为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不仅是著名的实学思想家,而且是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他针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压抑个性及士人文弱的弊端,提出了“习行”教学法。“习行”是教人通过实践行动进而思考、求知、进德修业的实学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习行”教学法既是颜元实学思想的教学阐释,也是“格物致知”认识观的教学体现。“习行”与“实学”相表里,构成了颜元独具特色的教育思维路径,不仅是实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对当代的教学方法改革有重要意义。

《敬敷书院山长余选》初探

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官办学院。《敬敷书院山长余选》系敬敷书院教材,全书收录有12篇文章,成书时间约在1898—1901年,文章体载大致可分为策论类和问答体。透视全书,有助于今人了解晚清高等教育在思想倾向、价值取向、教育导向等方面的一些状况。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