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治水比附与《孟子》“排淮注江”研究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经义考》著录江西人著作辨正十则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古代经学专科目录的集大成式巨著。《经义考》辑录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凡八千余种,征引相关文献万余条,难免有缺谬者,兹以赣籍学人及其著作为检讨对象,略为辨正十则。

儒家对《易》的经典化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资料的发现推翻了今本《易》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易》在焚书之后的秦汉之际以至汉代才成为儒家经典等说法。关于《易》之经典化的问题,要把它当作"孔子圣人化"的儒教形成运动之一环来考虑。儒家将《易》视为经典的原因是《易》的性质方便赋予孔子为王之资格,《易》被视作经典的开始时间最有可能是在春秋末战国初,即西元前400年左右。帛书《易传》展现了儒家将作为先王之书的经典与孔子两者之间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手段,展开为了伪装孔子具有圣人资格的儒教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在儒家内部有若干不同流派,将其与《易》结合或将其与六经全部结合也只是其中之某一派别。

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

经学尤其《诗经》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在诗歌体式上,魏晋文学大量摹拟《诗经》,以四言为主;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直接摹拟《诗经》,创造出拟经诗、补亡诗、拟《诗》诗三种类型,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在艺术风格上,以雅颂为主、又以风入雅,从而对如何继承《诗经》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举韩愈古文运动大旗,提倡"文道合一";二、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三、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欧阳修于六经最深于《易》、《诗》、《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证。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其师经需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对言简意深和简而有法的崇尚,还是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美学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略论北魏孝文帝之文化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

北魏孝文帝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刻苦学习,坚持不懈。他重视文学艺术,亲自作文,吟诵诗赋,并倡导雅集,与鲜卑王公和文士进行文学交流。他还博通儒家众经,亲自讲论经典,并重视史学,喜好玄学,讲论佛学义理。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经史学术,孝文帝都积极模拟和取鉴于南朝,开启了南学北输的时代文化趋势,影响深远。

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朝鲜社会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其实是包容、吸收外来思想并将其与本土固有文化糅合在一起,从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朝鲜古典文学是在大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中国传入朝鲜的儒学、佛教、道教、程朱理学、实学思想等,成为朝鲜古典文学思想的主流。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刘勰的“宗经”辩正

文章通过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宗经”进行分析辩正 ,指出其“宗经” ,目的在于“为文”。刘勰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 ,从而提出为文师法经书。而《正纬》和《辨骚》两篇 ,刘勰虽按经验纬和依经辨骚 ,但他却提出了“有助文章”和“自铸伟辞” ,肯定了纬书和屈原作品对“为文”

《诗经》“二南”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兼论明末清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明末清初是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时期,在经学文学化过程中,文学不断从传统经学中汲取养料,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经学通过文学的生动表达,拓展了经学本身发展的文化空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引用《诗经》"二南"的诗句,直接影响着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以及小说伦理的特殊指涉等,使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强烈的经学化倾向。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经学化的原因复杂,一方面,时代变革过程中经学裂变对文化进行自我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用文学的心态观照经学,在文学召唤中对经学做出了应答。

开放性的《皇朝文鉴》及其背后的学术之争——兼与《古文关键》编选的比较

吕祖谦所编选的《皇朝文鉴》在选文方式上是开放的,故而其选文呈现出多层次性与包容性的特点。《皇朝文鉴》的编选在同时代的理学家中产生了学术之争,反映了吕氏婺学思想的兼容性。与《古文关键》相比,《皇朝文鉴》在编选的性质、目的、宗旨上都与前者有差异性。不过,在《皇朝文鉴》编选文章的取舍方式上仍然有商榷的余地。

“古典”与“浪漫”之兼美——中国现代文艺审美理想之建构

"古典"与"浪漫"是中国审美理想的两个重大议题。当前,学界则多偏重于非"古典"则"浪漫"之理论倾向的缕述,而从"古典"与"浪漫"之兼美、包摄的视角,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文学现象作出相关内脉表述的甚少,这也恰恰触思乃至暴露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艺审美理想的价值判断观念之以偏概全的体认。

俯仰千古学术 堪称一代宗师——略论黄寿祺先生的学术成就

黄寿祺先生是现当代著名的汉语言文学专家、教育家、易学专家,又是才华横溢、硕果累累的旧体诗人。本文通过回顾其一生不平凡的学术经历,发现其与众不同的人文精神与人格魅力,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其学术研究在易学、经学、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便今人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位20世纪的著名儒者之风范,从而更好地传承和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古典主义”阐释

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论题的拓展性探究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一个被遮蔽了的研究论题:古典主义在中国;二是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新月派文学创作之现象分析;三是以"现实主义"解读"古典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展开"古典主义在中国"论题研究的视境,不仅可以勘探性定位、指述与审视古典主义与儒家传统学说的内在偶合性的思想蕴涵,而且足以使人们透过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20世纪文艺创作现象之新视点勾勒、总汇与披露而获得一种理性启示的思想张力。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

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上)——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

吴兴武康沈氏虽“家世为将” ,但自晋宋以降 ,日渐崇尚文教 ,致力学术文化。及至齐、梁之世 ,沈氏经学臻于繁荣之境 ,产生了一大批经师和著作 ,其成就超过了不少江东儒学旧族。与此同时 ,沈氏人物重视文学才艺 ,造就出以沈约为代表的家族文士群体。这推动着沈氏家族的“士族化”进程 ,决定了其长盛不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