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商榷

目前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如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那样已经确立,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也并没有将其作为通则。对确立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质疑,分析了其存在的非理性,主张对非法证据实行“分离论”,通过追究非法取证行为的刑事责任或侵权责任来进行救济。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较为宽容,不象刑事诉讼那样积极排除。我国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先后经历了旧标准和新标准两个阶段。虽然新标准较之旧标准而言科学一些,但其仍然比较严苛,依其而定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还是十分宽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与法院对待民事诉讼非法证据应宽大为怀的基本态度有所不一。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重建之必要。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与完善的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如何界定;在我国应构建什么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也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争议颇多的问题。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

刑事证据规则具有司法功能,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缺乏证据规则体系,缺少证据资格限制,规定比较粗疏,有的规定甚至互相抵触。从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与证据开示规则等方面探讨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方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名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严重影响了对该证据规则的基础理论研究。本文就该证据规则的词语概念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阐述并论证了对其进行更改名称为"非法取证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冲突及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维护宪法权威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价值,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除应注重其基本价值外,更应该认识到其价值冲突,以便根据本国情况决定排除模式的选择。本文试从以上角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理性的价值分析,从而为我国设置兼顾各种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模式选择。

贿赂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谋略性与法律性

贿赂犯罪侦查的特殊性使得诱惑侦查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诱惑侦查在我国之所以存在适用的障碍,根本原因是人们忽视了其作为一种侦查谋略的价值,诱惑侦查具有的弊端只不过是侦查谋略本身所带有的风险;但如要让这种谋略充分发挥作用还应从法律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规制。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的运用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排除的程序。由于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的运用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针对我国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及其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的运用。

论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重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由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下的三个不同的规则构成。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瑕疵证据修复补救规则。

侦查过程中非法电子证据排除机制的若干思考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侦查人员破案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添加了“电子证据”作为证据的法定种类；然而在具体程序上，特别是在侦查阶段非法电子证据的排除机制上，《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加以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构建出一个完善的侦查阶段非法电子证据排除机制。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运用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行政诉讼、行政审判过程中,对那些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等进行筛选识别、认定适用时应遵循的一套方法、标准。适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是在那些缺少法律条文规定的领域,法律条文规定具有开放性、多义性,存在裁量余地的地方,应采用什么排除规则,应遵循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方法、标准。应用利益衡量方法,明确该方法适用的场域、基本理念,遵循的标准和过程,是建构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方法。

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边防毒品案件侦查工作的影响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再次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基于此，对我国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边防毒品案件侦查工作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实证分析与完善路径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电子数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作出明确规定,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依托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显示,实践中只有极少数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方针对电子数据提出的合法性异议,最终排除了非法电子数据。但整体上,非法电子数据基本处于“不排除”状态。对于电子数据的审查认定,实践中存在着重真实性、轻合法性和电子数据审查实物证据化两种倾向。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电子数据的运用具有普遍性,确有必要建立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规则。为矫正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刑诉法修改应当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范围,整合电子取证手段,促进侦查措施体系化,并从电子数据类型化和构建多元化排除规则两方面入手,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