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初探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品格证据这一证据类型,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已被广泛地加以运用,有关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性的判断遂成为困扰司法人员的一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或采信,各地的做法差异很大。个案的不公正现象愈发影响到法律的普适性。本文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品格证据的相关性问题,得出的结论对研究证人、被害人等的品格证据的相关性也具有借鉴意义。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商榷

目前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如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那样已经确立,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也并没有将其作为通则。对确立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质疑,分析了其存在的非理性,主张对非法证据实行“分离论”,通过追究非法取证行为的刑事责任或侵权责任来进行救济。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与发展晚于刑事诉讼,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理论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规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和采信民事诉讼非法的证据是司法实践中非常严肃的问题,文章在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其运行原则,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较为宽容,不象刑事诉讼那样积极排除。我国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先后经历了旧标准和新标准两个阶段。虽然新标准较之旧标准而言科学一些,但其仍然比较严苛,依其而定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还是十分宽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与法院对待民事诉讼非法证据应宽大为怀的基本态度有所不一。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重建之必要。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以非法口供排除为例

程序性制裁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而程序性裁判的实施,又有赖于相关程序及证明规则的完善。在我国,按照司法裁判的规律,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既是落实我国已有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当务之急,也是建构我国程序性制裁制度的重要任务。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缺陷,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的民事诉讼

2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得以正式确立。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够明确 ,内容也不全面 ,需要作进一步完善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机制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即“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

行政非法证据的认定及其效力研究

行政非法取证行为是对依法行政的极大破坏。必须合理确定行政非法证据的内涵,其包括两大类:以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收集的非法证据,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收集的证据。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则上排除非法证据,同时设置例外情形。

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以此为突破口设置我国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制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炙手可热的话题,然而当前是否已经具备了引进沉默权的条件,在我国目前的“本土”环境下其能否有效运行,还需进行辩证的分析。如沉默权所要求的制度条件,沉默权的引进应该暂缓,沉默权与拒绝自证其罪的关系。同时提出了以拒绝自证其罪的角度设置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与完善的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如何界定;在我国应构建什么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也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争议颇多的问题。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略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不足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施行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新规定亦存在不足之处。论文从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等方面做了论述,以期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有所裨益。

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

刑事证据规则具有司法功能,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缺乏证据规则体系,缺少证据资格限制,规定比较粗疏,有的规定甚至互相抵触。从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与证据开示规则等方面探讨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方法。

论刑事证据的新变化

以新刑诉法证据方面的变化为视角,对办案人员应如何理解与把握刑事证据的新变化,如何依法履行自己的职权,如何承担起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格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的最高权威,是司法人员今后在诉讼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辩护方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时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但是对于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证明标准过高,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困难,或是证明标准过低,非法证据排除滥用的情况出现。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提供线索和材料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其所应达到的标准,以更好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