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孤独行路》的记忆书写兼及华人文学的遗孤叙事研究

孟庆华的长篇小说《孤独行路》聚焦二战后日本遗孤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变迁,小说以个人亲历者视角来呈现战后遗孤的人生经验图像,从个人记忆视角鲜活生动地形塑一段被大历史所遮蔽的时代声音。小说关注到遗孤群体的现实和生命状态,既充满了对遗孤的人道主义伦理关怀,也充满了对中国和日本现实与文化的自我审查和质询,通过一种文化间性的方法处理了民族间异域想象的问题,进而为思考中日战争与历史、记忆的遮蔽和连续、遗孤叙事的方法等诸多命题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以民为本: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

抗日战争把中国逼到了历史命运悖论的焦点上,有人持亡国论调,有人持速胜论调,中国共产党人则持持久战观点,并认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定因素之揣测。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卢沟桥战争使中日两国命运发生了巨大错位,百年民族"救国强种"和"强国"梦又一次触到历史拐点上。本组文章即立足于国际视野,从不同视角对抗日战争与中国命运的历史走向展开探讨。魏宏运认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荣维木认为,作为革命范式的重要补充,现代化范式是解读抗日战争的另一种重要视角,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但抗日战争又为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新的因素,政治民主的提出、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赢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共同汇集成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动力。李金铮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眼中的中国政权、官僚和社会的形象多是负面的,但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中以民为本的理念与实践则抱持相当的认同,这是西方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巨大变化。黄正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两大变化,即农业经济的自发性内生与内生中的"半工业化"转型,此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时期是大后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有关日本战败投降的几个问题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发出紧急乞降照会,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交换筹码,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同一天,盟国围绕日本乞降照会交换了意见,盟国军民举行了首次胜利狂欢,延安总部下达了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形势下的进军令,侵华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以上事态表明8月10日应为日本的投降日。基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形成的关于处理天皇制问题的既定方针以及有利于减少美国伤亡和战后占领日本的考虑,8月11日,美国经过与各盟国紧急磋商,在所拟的复电中颇有保留地接受了日本的乞降要求,日本的投降并非无条件。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日本军队停止作战、缴械投降。《终战诏书》为战后日本官方的历史认识"终战史观"提供了依据。在日本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新判读《终战诏书》,不乏启发意义。

卢沟桥战争:中日两国历史命运错位之走向

抗日战争把中国逼到了历史命运悖论的焦点上,有人持亡国论调,有人持速胜论调,中国共产党人则持持久战观点,并认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定因素之揣测。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卢沟桥战争使中日两国命运发生了巨大错位,百年民族"救国强种"和"强国"梦又一次触到历史拐点上。本组文章即立足于国际视野,从不同视角对抗日战争与中国命运的历史走向展开探讨。魏宏运认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荣维木认为,作为革命范式的重要补充,现代化范式是解读抗日战争的另一种重要视角,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但抗日战争又为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新的因素,政治民主的提出、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赢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共同汇集成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动力。李金铮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眼中的中国政权、官僚和社会的形象多是负面的,但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中以民为本的理念与实践则抱持相当的认同,这是西方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巨大变化。黄正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两大变化,即农业经济的自发性内生与内生中的"半工业化"转型,此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时期是大后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内生与转型: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变化

抗日战争把中国逼到了历史命运悖论的焦点上,有人持亡国论调,有人持速胜论调,中国共产党人则持持久战观点,并认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定因素之揣测。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卢沟桥战争使中日两国命运发生了巨大错位,百年民族"救国强种"和"强国"梦又一次触到历史拐点上。本组文章即立足于国际视野,从不同视角对抗日战争与中国命运的历史走向展开探讨。魏宏运认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荣维木认为,作为革命范式的重要补充,现代化范式是解读抗日战争的另一种重要视角,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但抗日战争又为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新的因素,政治民主的提出、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赢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共同汇集成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动力。李金铮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眼中的中国政权、官僚和社会的形象多是负面的,但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中以民为本的理念与实践则抱持相当的认同,这是西方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巨大变化。黄正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两大变化,即农业经济的自发性内生与内生中的"半工业化"转型,此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时期是大后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冷战结束前印度和中亚关系的历史变迁

印度一直把中亚看作是自己"延伸的邻国",两个地区从远古到现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联系。文章试图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及冷战期间四个阶段论述两个地区间的交往和联系,以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解读崛起的印度同中亚地区的关系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历史盛衰总结中的世界史眼光——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者为中心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历史盛衰思想出现了新的因素,开始把中国历史的兴衰放在世界历史变动过程中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这一时期历史盛衰思想的总结反映了边疆史地学者已自觉地从哲理之高度阐发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问题的理论认识。

论抗战时期“中华交响乐团”始末及其历史价值

中华交响乐团于1940年成立于陪都重庆,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至1949年乐团解散,存续历时9年。中华交响乐团孕育与诞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艰苦中求存,以音乐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武器,用特殊方式推动了抗战时期重庆乃至全国的文艺发展,发挥了团结抗战的音乐先锋作用。在服务于抗战的同时,又不断促进中外音乐的融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新中国音乐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长期被西方忽略的原因探析

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一事实一直处于被西方忽略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战时先欧后亚的战略处置、被边缘化的战场地位和脆弱不堪的国力,导致中国战时大国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二是受战后冷战思维下的政治偏见、西方叙事和学术研究的不利影响,中国的抗战贡献没有受到西方社会应有的关注。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变中国抗战被忽略的状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借助西方意见领袖。

新艺术视角下的人性和战争——重读周大新的《战争传说》

在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传说》中,周大新以"传说"化的艺术形式,使文本获得了开放性的艺术空间;以民间视角表达历史生活和战争生活,转向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以现代历史观和爱一切人的悲悯情怀,去审视历史权术和战争的残酷,表现真实及复杂的人性,表现出普通人的内心对于爱与和平的强烈渴望。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