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院藏书及其历史贡献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藏书规模、内容种类及藏书来源等方面梳理了元代书院藏书概况,总结了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元代书院藏书呈现的突出特点,探究了元代书院藏书在推动南北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理学思想嬗变和传承历史珍贵典籍等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清代私刻书板的赁板印刷现象

赁板印刷从宋代印刷术普遍应用开始就成了惯常现象,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官府和书坊之赁板印刷。本文以张潮等例子为基础,结合明清出版史,初步揭示了清代私刻的赁板印刷现象:赁板印刷是士商合作的重要模式,是士商博弈而达成双赢的结果,是私刻本进入市场的重要推手;达成赁板印刷的重要因素包括书业发达之地,名气较大的作者,士人的积极推动,私刻本的普遍性,士人与书商交往的普遍性,书坊不愿意大量刻板与藏板,士人重视藏板;赁板印刷处所包括私家、书坊或刻字铺;私刻书板的赁板钱应小于或相当于所印书总售价的十分之一,而且往往以书充抵。上述研究可为我们判别私刻本与坊刻本、探讨私刻本的印数及传播提供新的参考。

明刻南宋类书谫论

现存南宋类书的版本,多为明代刻本和抄本,部分南宋类书宋元本已失传或残缺,唯赖明本方得传世。明刻类书虽多有增删改易之处,集中体现了明代刻书的诸多弊端,但同时,这种版本缺点,也正体现出其实用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启发今人重新思考文献歧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史背景。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明代地方官刻医籍考略

明代刻书业兴盛,而对地方官刻医籍研究较少,通过搜寻《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明代版刻综录》《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目录书,并对明代地方政府所刊刻医籍的类别列表分析,得出明代地方官刻医籍具有分科精细、种类齐全,以方书数量为多的特点。其本草书的刊刻尤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与《本草纲目》。比较地方官府刊刻医籍的时间可知,明代地方官刻医籍集中于万历嘉靖两朝,具有随手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兴盛的特点。明代地方官刻医籍不仅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还为探究明代各地医学发展的情况提供独特视角。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

晚清湖南刻印医籍研究

晚清时期,湖南各地出版机构和个人雕版刻印了大量医学书籍,尤其以方药、疫病以及传统畅销类医书多见,也包括部分清代湖南医家的学术著作。医籍刻印不仅适应晚清湖南社会各阶层对医学文本的需求,也扩展了地方医家学术成就的传播和影响力。

辽代理农使职考略

辽制仿唐,设有各类使职官,其中管理农耕事务的使职,既有专业理农的"劝农使"、"屯田使"和"营田使"等,也有兼理农事的"节度使"、"安抚使"、"统军使"、"观察使"等。专业的理农使职均非单独授之于人,而是由他职如"节度使"、"知某州军州事"等兼任之,且于《辽史·百官志》等正史文献中不载,仅见于辽代石刻资料中。有辽一代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原因之一,即与辽代各类理农使职官们在劝农课桑、组织屯田及营田活动方面的精心和敬业有较大关系。

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雕版印刷在宋元时期发展达到顶峰。该文从不同农书种类,选取重点,阐述了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论述了对当前农业科技知识传播的启示。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卜筮书刻本

应县木塔秘藏中,发现辽代卜筮书刻本一件,书名和撰者不详,从仅存文字内容看,系用宫、商、角、徵、羽五音及木奴、天牛、玉犬、星象和时辰等占卜凶吉,俱与丧葬有关,为葬事的吉凶选择,属于葬书。其风格与同出的《蒙求》相同。《蒙求》成书于唐时,辽代阴阳学并不发达,该卜筮书成书也当在辽代以前,甚至可能在唐代以前。书中的木奴歌、天牛吼等不见于现存其他著录,作为考订歌吼日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元代福建书院及其刻书考

通过对元代福建地区书院文献史料稽考、择例,纪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书院;以考证元代福建书院刻书活动为基础,探考元代福建书院及其藏书与刻书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期由此大致展现中国元代书院及其藏书与刻书递嬗的轨迹和历史风貌。认为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元代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在中国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价值,在我国的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保存文化典籍、促进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论文简要介绍了国子监的概念和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分析了五代国子监刻印儒家经典的缘由、过程及五代国子监刻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蒙求》刻本

应县木塔秘藏中发现的辽代雕版印刷书籍《蒙求》为现存最早的《蒙求》刻本,保存了《蒙求》正文的大部分内容,并附有《音义》,均为敦煌出土《蒙求》抄本所缺内容,与传世补注本也多有不同,更接近李瀚《蒙求》的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校勘价值。

论明代苏州府藏书家藏书与刻书之特点

明代苏州府藏书风气非常兴盛,有很多藏书家,而且大部分藏书家同时又是刻书家。本文先简述苏州藏书家藏书风气之兴盛和刻书盛况,然后以家族的传习、师生的传承、朋友的熏染、姻娅之影响为代表,论述藏书风气对刻书的影响和刻书贡献。

辽金时期山西刻书业繁荣的原因

辽金两朝虽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其统治者较重视汉族文化,大力推行教育,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因此辽金时期的刻书业也不容忽视。而山西地区作为辽金两朝的文化中心,其刻书业更是技术精良,市场繁荣,还有稀世精品留传至今,对后世图书文化事业影响深远。推动辽金时期山西刻书业繁荣的原因在于:一是辽金统治者重视儒学、利用宗教、发展教育,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二是山西地区文人辈出的人文环境;三是山西地区特产丰富的地理环境。

明清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

明清时期,刻书业与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关系密切。通过对刻书业的生产方式与江南城市文化资源的生产流通、学术交流和通俗文学的生产消费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刻书业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江南城市文化、学术文献资源的增长与交流传播,深刻影响着明清时代江南城市人文精神的发展。

汴梁国子监刻书及其贡献

在宋代中央刻书机构中,汴梁国子监可谓是一枝独秀。汴梁国子监刻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后代刻书的典范。汴梁国子监刻书大多是在汴梁雕版并印刷的。汴梁国子监刻书为宋代的科举取士、刻书业的全面发展、印刷术及汉文化的外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汴梁国子监刻书在宋代乃至整个刻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安徽私家刻书考

明代安徽刻书地区广、规模大、数量多、质量精、内容丰富,是当时著名的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前人研究安徽刻书,多集中于研究徽州一地之刻书,难以反映安徽刻书的全貌,现采取考证的方法,就明代安徽地区的私家刻书情况、发展特点进行考述,以全面反映明代安徽私家刻书的成就。

区域刻书研究的典范之作——评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

《清代山东刻书史》收录宏富、著录准确、体例完备、总结精当,很好得梳理了清代山东刻书的面貌,是编纂区域出版史乃至全国出版史的典范之作,对于提升山东的文化史地位、推进清代刻书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度以及关于城四家子古城属性的不同见解和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