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之“好祥瑞”与“信邪道”

隋炀帝“好祥瑞”,继位之后即汇集隋文帝之灵异,以示倡导,自述祥瑞,符应纷呈;以天文玄象缘饰军政决策,袁充等术士化朝臣“预知”其军政意向,“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对“忠鲠”进谏之术艺人物,则加以排斥。隋炀帝“专信邪道”,其夺嫡继嗣与打压关陇权贵,无不利用相术、阴阳占卜、蛊惑诅咒、图谶谣言等巫筮术数以运作其事;隋炀帝迷信道术,豢养道土以炼金丹,寻求长生不死。隋炀帝如此,与其深受家族尚巫门风、相关社会风尚之熏染,特别是承继隋文帝“雅信符瑞”之政风密切相关。

隋炀帝首巡扬州史事考辨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隋唐时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与仿制——以萧后12钗为例

隋炀帝萧后12钗是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出土最完整的隋唐时期皇后用钗,但保存状况极差。本文利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对这组钗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钗的保存状况、形状结构、材料属性及加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了12钗,为考古学、科技史、材料发展史、艺术史、文物保护技术等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以隋炀帝陵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为例

从大扬州城市文化景观结构的价值重组,考古文化价值景观意境的序列呈现,墓葬本体保护引导下墓葬形制的行为体验以及建筑与景观结合下的场景设置与空间体验4个方面,分析隋炀帝墓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理念与过程,以诠释大遗址保护设计中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的发展脉络。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释读

长安新出隋代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是尚未披露的新资料,据此可以研讨北魏以迄于隋代的拓跋元氏家族的世系关系以补正史籍,以及昭成帝一系定著在长安的子孙与周隋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和其社会地位,也为隋代职官、地理与书法诸方面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信息。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隋代广陵焚书疑考

明代学者、藏书家胡应麟认为"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当是实录。"通过对史料及人物的考察分析,胡氏所说有误,隋代丰富的官藏图书散佚在隋末战乱之中。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从一个侧面看隋代江南文化的北传

杨素、杨玄感父子为隋代关陇勋贵之代表。隋灭陈后,南士北徙,杨氏父子相继招引、交结南人,对南北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原因,杨素如此,主要出于对江左文化的钦羡,其文风显然受到了南人的影响。杨玄感与南人交往,但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故为隋炀帝嫉恨。诸多南士依违杨素父子,本想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但最终遭受炀帝的严惩。

隋文帝死因新探

隋文帝杨坚之死 ,传统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本文通过考证分析认为 :文帝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是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太子杨广对其父皇爱妃陈夫人的非礼行为及为政权和平顺利交接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 ,引起病危中的文帝的极大愤怒、怨恨和猜忌 ,是文帝于 64岁时气愤至极而死的直接原因。

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与内蒙古

突利可汗在内战中战败只身南下归附隋朝 ,隋文帝册封其为启民可汗。在隋朝的大力扶持下 ,突厥启民政权在内蒙古建立。这个政权直辖于隋朝中央政府。隋朝与启民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和使臣往来。隋炀帝曾先后两次亲自出塞北巡。中原王朝皇帝亲临塞北藩属政权巡视 ,隋炀帝是第一位。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隋唐之际宫廷女性的文学网络——以隋炀帝萧皇后的人生际遇为中心

隋炀帝萧皇后的人生际遇和文化成就,与隋唐之际宫廷女性的文学网络息息相关。幼年即寄人篱下的她,受惠于具有宫廷渊源的女性长辈的照顾,既获得了处世谋略上的指点,也秉承了崇尚"典丽"的萧梁文学遗风。成年后,她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从多个角度促进了隋代宫廷文风的嬗变。暮年的萧皇后退出了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圈,但她依然与当时的宫廷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推动着中原文化的流衍和贞观君臣对流行风尚的反思。作为个案,萧皇后的人生际遇,生动演绎了宫廷女性文学网络的基本运作机制;推而广之,她的文学成就展现出该网络对社会文化的独到影响,可为考察隋唐之际文学思想之演进提供新的角度。

有意误读与自觉忽略——隋炀帝萧皇后《述志赋》的文本内涵与历史命运

贞观史臣对《述志赋》的"有意误读",将萧皇后以完美的德行定格于史册,体现了在特定的撰史意图和历史情境影响下,历史书写所具有的弹性。通过对萧皇后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尽可能还原,可知该赋实际上撰写于隋炀帝即位初期,她借此赋表达了一种积极进取、期于有为的心情。宋元以降,萧皇后行为和性格中的瑕疵在妇德规范日趋严格的历史过程中被发现和放大,其人格范式和传世名篇《述志赋》均被后世闺秀们"自觉忽略",反映了中国女性经世权限的收缩和独立精神的萎顿。

杨卓墓志与唐代帝陵的风水理念等相关问题

唐杨卓墓志近年在西安出土,志主为一风水先生,殊为稀见。志主通晓堪舆之术,继贞元年间参与了德宗皇帝崇陵的选址工作之后,又相继参与了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的选址。志主因功而获得奖赏与升迁,但其为伎术官的身份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非显赫;"唐十八陵",在长安以北呈扇形分布,各自独立,完全是按照山川形胜和岗原气候的风水理念建造分布的;唐代风水堪舆之风风靡全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隋末内蒙古地区政局述论

隋末,隋朝政乱,东突厥复盛。隋炀帝自"雁门之围"后,失去了对内蒙古地区的控制。始毕可汗立足内蒙古地区通过操纵依附其的北方,特别是内蒙古境内的各割据政权和武装势力而插手中原的政局。从这个意义讲,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变故直接影响到中原的政局。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