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我国选择性不起诉制度的反思与超越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选择性不起诉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公诉裁量权的一次重大发展,其在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从功能视角看,选择性不起诉呈现出“大”与“小”的背离,在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权利化、公诉裁量权的扩大与控辩协商的制度化上有新的发展;同时,由于适用条件较为严格、集中由最高检察机关核准、裁量形式难以应对多样的实践,以及实务部门的限制适用态度,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公共利益衡量、当事人权利保障与比例原则为完善的理论基础,我国选择性不起诉制度有必要增加裁量形式、降低适用条件,并视不同情况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省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分级核准。作为一种特殊的选择性不起诉形式,污点证人制度具有控辩协商下利益交换的特点,应当限制在办案需要的情形;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不应受到限制,但同案犯作为污点证人不合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失衡的反思与规则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自上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对原有的司法结构产生重大冲击,控辩沟通模式与控审职权的协调成为制度运行核心。但在该制度运行中,存在着诉讼构造异化、控辩两方结构失衡的问题,偏离了控辩平等沟通的立法设想和制度规制,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导向层面下,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事实定性、量刑沟通等层面进行规则重构。在检察院主导下,法院部分定罪权前移,法官应当在坚持证据裁判规则基础上进行独立判断,从而保障制度的价值预设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

理想与现实:控辩平等的宏观考察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公理性原则之一,控辩平等原则要求在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院和作为个人应诉的被告人之间实现权利对等、地位平等,它包括平等武装和平等保护两层涵义。控辩失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的基本现状,对此,应当通过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重构来加以扭正。

论控辩平等的功能

控辩平等是现代诉讼法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变革,在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导入是一条必须贯通其中的理念主线。控辩平等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及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在侦查程序、起诉程序中,还是在审判程序、救济程序中,均如此。

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之探讨

逐步扩大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初步确立,对抗性审判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这种非审判式案件处理方式,就成为我们可供考虑的选择。

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

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中,应当以控辩平等原则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控辩关系及其相关体系,厘清控辩平等与刑事诉讼本质及其基础理论的关系,解读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扩张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培养执法者正确的司法理念与适格的职业素养,研究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控辩平等原则构建方面的互动机制,为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程序正义视野中的控诉与辩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严重失衡,因为它是建立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实践证明,这种关系背离了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在坚持控辩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充分对抗的控辩平衡机制,并在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上为这种平衡机制的建构提供保障。

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关系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 ,控诉和辩护之间的关系不应当仅仅定位于对抗 ,实体公正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 ,需要控辩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协作。由此 ,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框架内 ,一方面 ,应当在立法上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确立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原则 ,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另一方面 ,除了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还应当借鉴有罪答辩机制 ,完善我国的自首和坦白制度。

关于控辩平等原则演进的思考

人类文明前行的足音,必然呼吁人类个体自由度的提高和主体平等地位的确立。在各国刑事诉讼领域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关系的演进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这是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尊重人权和强调人的尊严的必然要求。而今,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以此检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可以发现,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理论反思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检察机关可以单方面决定对正处于审判程序中的案件实施补充侦查,法庭对此几乎不享有审查空间。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违背了控辩平等原则、迅速审判原则,造成控诉权与审判权的冲突,破坏了庭审的集中性,削弱了诉讼期间制度对审查起诉活动的约束效力。审判阶段的庭外证据调查应由法官依职权进行,且法院一般只能做有利于被告人的庭外调查。

论控辩平等之理论基础

研究控辩平等的理论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原则、本土化建构以控辩平等为原则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权力制衡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哲学思想基础;程序主体性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法律文化基础;个人本位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核心价值基础;实体公正是控辩平等内在的结果价值追求;程序正义是控辩平等外化的过程价值追求。

司法平等理念下的公诉制度

平等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核心价值,对于防止公诉裁量权滥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刑事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对现代公诉制度的剖析表明,统一的专业资格、检察一体化、统一的公诉政策、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保障了司法平等在公诉中的实现。我国应当相应完善此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

起诉书一本主义与公诉方式改革

起诉书一本主义是英、美、日等国所采用的公诉模式，它有助于排除法官的庭前 预断，实现控辩平衡，并有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现行的公诉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没有完全排除法官的庭前预审；容易造成“伏击审判”；难以从根本上避免庭审的形式化倾 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不符合诉讼的经济原则。因此，在我国确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公诉模式、相配套的证据及展示制度，重新规范起诉 书的内容，乃司法改革之迫切需要。

公诉权与辩护权的比较思考

公诉权和辩护权的形成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二者都深深地根植于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和诉讼文化之中。世界上公认的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公诉制度和辩护制度的形成和表现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实现公诉权和辩护权的平等对抗是控辩式诉讼制度的初衷,为达到这一目标,我国还需要从完善诉讼制度方面加快刑事诉讼改革的步伐,努力使公诉权和辩护权由不平等走向平等。

对证据展示制度的理性呼唤

国外证据展示制度的成功运作,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该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是贯彻辩护制度、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需要;是实现控辩平等、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从证据展示的原则、范围、程序三个方面来构建该制度,使之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相配套。

我国现行辩护制度管窥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制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相继实施,给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我国当前的律师执业状况却不容乐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解决不了控辩双方力量不均衡的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审判阶段成了凌驾于辩护职能与审判职能之上的一项权利,严重破坏了诉讼结构。而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伪造证据罪"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努力改善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使得我国能够满足国际最低司法公正标准,已成为我国整个刑事程序亟待改革的问题。

无罪推定视野下的人权保护

有着“展现当前司法制度弊端的一个标本”之称的佘祥林“杀妻”案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与追问。究其根源,“有罪推定”的办案潜意识是造成这些错案的根本原因。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当前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落实,需要三个基本的制度构建来作为支撑:即确立“任何人不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完善诉讼结构。

控辩平等现代内涵视阈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控辩平等是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当下,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控方话语权过大导致的控辩明显失衡,控方不仅主导制定该制度,而且掌控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辩方消极、被动,尤其缺乏以控辩平等为前提和基础的控辩协商机制。解决之道在于站在世界刑事诉讼法治视野下,从控辩平等的应有内涵视阈检视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要关注到,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不仅包括平等武装,还包括平等保护、平等对抗、平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