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applicable problems of the rule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With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s, the problems in view of the rule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are also prominent,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mbiguity of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tion,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 of the exclusion, and the formalization the trial certificates and other aspects.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and expounds the principles of the exclusion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evidences, and especially explores the abilities of the evidences and the probative forces.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 author strictly proves the virtualization of the standard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ositive solu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exclusionary procedure of the illegal evidences.

Reflection of the supplemem and correction of the defective evidenc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f the 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of the defective evidence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also feedback that the judges also hav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face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defective evidences, the correction application, and the degree restrictions. Behind this 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tress of the prosecution organs in the criminal detec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isting mechanism in the court. And the litigation structure of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three authorities＂ and the trial mode of ＂the centralism of the book records of the cases＂ exacerbated this opposi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origin and the meanings of the defective evidenc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ce and its harm of the rule. Through the reflection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the author further defines the two types of the ＂defects＂ that shall not be allowed to correct.

作为融贯性原理的最佳证据原则

最佳证据原理是对证据规则进行系统化整合的一种理论尝试,它在证据法学研究史上经历了盛衰转变。考察最佳证据原理的学说史,可以为中国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提供有益参考。吉尔伯特最早系统阐述了最佳证据“规则”,后经格林列夫等追随者而进一步发展。塞耶的批评使该理论走向衰落;到了威格摩尔时代即证据规则法典化前夕,它退缩到文书原件规则这一狭窄角落。20世纪末南斯为最佳证据“原则”辩护,使其在当代证据法学研究中再次受到重视。但现代证据法具有多元的价值基础,为其提供单一的实质性统括原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佳证据原则应当作为证据法的一项原则性规范,而非刚性的证据规则或者单一化的统括性原理,并发挥生成证据规则和指导司法裁量的功能。

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刑事案件证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随着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逐步减少,引诱取供成为现有制度下最便捷的取证手段之一,呈现出结合性、黑数大等特征。实务中由于混淆言词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准确适用,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虚置、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等配套引诱取供审查措施的不完善均导致认定供述证据能力的判断流于形式。为规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引诱取证行为,应当从引诱取证的概念解构出发进行重塑,明晰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从痛苦原则、自愿性原则、真实性规则重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证中的适用,还应当建立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案卷移送过滤机制,以完善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从而实现对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规范化、法治化。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关注正日益上升。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 ,则与一国的诉讼体制和诉讼传统密切相关。作者认为 ,首先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 ,就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 ,就应在刚性规定之外 ,给法官提供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为了避免审理法官受非法证据的不当影响 ,应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 。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论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未来--以内部结构和运行环境为切入点

中国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系统研究和本土化改造,推动了该规则在中国的初步确立。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本土化努力的结晶不仅受到了该规则内部结构问题的困扰,更为严重的是诸多外部运行环境因素的限制致使规则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解释》虽然修正了该规则的部分内部结构问题,但未来如果不对司法证明模式、司法体制和社会民众理念等外部运行环境因素进行相应地改革,那么舶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

论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针对各类证据设置了若干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也即排除不具备证据客观性保障条件的证据的规则。我国的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与美国的鉴真制度在规则特征、制度特征、规范目的等方面均有区别。这些规则的出现,为重新审视我国证据法学界关于证据的"三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契机,同时扩展了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我国的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具有以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为中心、规则的形式化特征较强、对言词证据的取证设置了较严的客观性保障条件等特点。为使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应对规则的实施进行诉讼化改革,完善证明机制,同时加强规则自身的科学性及灵活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研究

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和排除规则入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建构

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合法性、可靠性以及法律真实的必然要求。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我国应当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建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讼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借鉴了国外有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 ,指出了一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会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 ,政治状况 ,刑事诉讼价值等的制约。分析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 ,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规则 ,并尝试了具体规则的设置。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

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 ,它对民事案件过程的再现具有其他证据种类无法比拟的特性。但是 ,视听资料本身又包含有易被伪造、篡改的先天不足 ,瑕疵视听资料 (包括非法视听资料 )的证据能力该如何判断 ?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采信规则该如何把握 ?等问题 ,都是我们要面对且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主要就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进行一番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