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模型在省域和县域农民收入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利用各省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农民人均收入空间自回归(SAR)模型。模型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它反映了省际农民收入存在聚集效应;农民人均收入对财政农业人均支出、农村人均用电量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农村用电量是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有效指标。考虑到省际间差异可能太大,文章还对福建省67个县市进行了同样的问题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农产品流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SCP框架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SCP理论框架为分析工具,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农产品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农民收入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应用基于工业品的SCP框架分析农产品流通市场结构时,必须考虑农产品市场的区隔性特征;农产品收购商的市场行为受到乡村人际关系、双边依赖和政府介入的制约;在当前的中国农产品流通环境下,最重要的政策导向是实现收购商的规模扩张,增强农产品外销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民收入风险的农产品流通政策建议。

乡镇集市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分析

以施坚雅的农村集市体系和贺雪峰的社会关联理论为视角,研究农民家庭的社会关系对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乡镇集市的陌生人社会中,农民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正在由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占主导向以利益和契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关系为主导演化。

美丽乡村建设须破解“梁漱溟之惑”

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在推进其改造农村实现救国理想时,曾总结其遭遇到"别人动农民自己不动"的困惑,可将其归纳为"梁漱溟之惑"。在当前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实践中,政府与农民一头热一头冷,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够,农民主体性没有发挥出来,同样是"别人动农民自己不动",可谓当代的"梁漱溟之惑",其制度原因在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主导方式发生偏差,混淆了"主导"与"主体"的区别,从而排除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自导自演"唱"独角大戏"。项目驱动方式的弊病,农村产权制度模糊,政府投资方向错误,以及基层干部工作的政治生态环境存在着问题,等等,都是政府主导美丽乡村建设方式发生偏差的体制性原因。为此,美丽乡村建设要以农村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政府投资方式,优化基层干部开拓性工作的政治环境,形成上下互动的合力,并带动要素城乡市场化及双向流动,突破主导者与主体一头冷一头热的"梁漱溟之惑"。

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的优化研究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其内部治理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文章通过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大部分合作社存在着治理机制不健全、决策机制不完善、监督机制弱化、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成员综合素质不高、合作社异质性的存在、盈利能力不强、外部环境不理想等原因引起的,进而从决策、监督、经营、激励、利益分配、政策保障这六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

政府规制、合作组织治理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以茶叶种植户为例

基于福建省茶叶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无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规制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不显著;合作组织监督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互补作用;合作组织培训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替代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广农资购买卡以完善支持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以提高监督水平、推广有机肥施用技术以推进绿色生产等,从而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助力农业现代化进程。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条件调整研究

依赖于外部条件根本改善的内部制度规范是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对大户主导型、资本主导型和农民主导型合作社的典型案例分析可见，目前，合作社发展中遭遇到的瓶颈是人才培养，政府恰当的扶持、合作社联社的建立、合作社的融资以及具有合作社企业家精神的合作社带头人的产生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依赖于合作文化氛围的塑造，政府定位的准确以及合作社总体发展战略的规划等外部条件的调整。

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治理——以霍山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的自助组织,它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对维护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利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外部法律地位及内部合作治理两大难题。本文以霍山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探讨了其法律地位及合作治理问题。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与调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被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是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而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确立恰当的乡村关系。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机制与类型比较——基于北京市四类典型社区的案例研究

"农转居"社区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重点和难点,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视角,通过采用类型学方法,分析比较四种"农转居"社区治理类型,指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混合的"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有益于克服单一机制失灵带来的治理风险,实现更好的治理绩效,是未来建构"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方案。

行政私法行为研究

随着国家行政走出"守夜人"的消极角色,行政国家的理念要求政府承担繁多的给付行政、生存照顾等义务。传统高权行政行为因僵化以及受到法律保留严格约束的缘故,无法适应行政手段多元化的趋势。而行政私法行为则克服了行政高权行为的缺陷,体现了协商民主和成本效益的理念,因而被广泛应用到现代行政生活之中。因此有必要研究行政私法行为,并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山区农民下山转移中的政府责任——基于浙江省云和县的例证研究

以云和县实施的农民下山转移工作为例子进行个案研究,以政府管理和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当下地方政府在实施农民下山转移工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进行分析。为了促进农民下山转移,地方政府应采取多种转移方式,拓宽转移渠道;要进行制度方面的配套改革,消除转移障碍;要重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方便农民的转移;要做好权益保障工作,保障转移农民的权益;应规范和监督行政权力,维护群众利益。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中政府行为过界的成因及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如果政府的行为过界也可能阻碍合作社的发展。本文从政府官员和农户两方面分析了在合作组织建立中政府行为过界的成因，并提出治理。

农民首创与政府引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0年思考

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0年的历程,本文认为可以分成"因穷求变"和"为富求变"两个阶段,其中农民首创与政府引导结合所形成的合力是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政府的规范和引导,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