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velling Muse Cathay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on Ezra Pound＇s Poetic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Ezra Pound＇s early poetics and his modemist poetry through a close research of the Eastern elements in the shaping process of his poetics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his poetic thoughts on the American New Poetry Movemen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ssence of Pound＇s early poe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athay （1915） and his translation of Cathay; then it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and Pound＇s creation; and finally it has given an analysis of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Pound absorbed different poetic concepts from all of them and transformed his poetry from the conventional Romanticism to the innovative Modemism. What Pound innovated in the poetry composi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f the new era wishes to shake off the banality and out-of-date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Pound chang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poets an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ose who desire to write in a new way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传播研究的路径反思

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已有九十余年的历程,近年来,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整体逐渐呈现难以系统推进的趋势。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传播的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体量大,给诗学传播的言说路径带来了挑战;诗歌属性等重要观点的论争、传播史料考证以及史料的现代阐释等问题,亦引发研究路径的反思。首先,本体与现象内外结合的研究路径,反映了诗学传播研究的内外划分理念,尽管这种研究路径对诗歌文体要素的开掘还不足,但其对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可译性、如何译等问题中的文体要素的关注具有良好的开端作用。其次,诗学论争与广义式实证的研究路径,体现了对中国新诗西方传播基础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的重视,但是也难免会局限研究的问题域,束缚诗学规律的探寻。再次,史料爬梳与散点分析的研究路径,显示了基础性研究路径的基石作用,但是这种在起点上的徘徊也不免会限制研究主体的研究视域及路径思索。接续三种研究路径,进一步挖掘诗学传播与数智人文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智慧和潜力,探索既有诗学意蕴又有创新性的多元路径,或许能够破解中国新诗在海外英语世界传播研究的困局,打开新的诗学研究空间。

《诗创造》中木刻图像的“民主诗学”想象

诗人曹辛之主编的刊物《诗创造》在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民主的追求中,《诗创造》对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索,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刊物及编者的观念,必须回到历史材料中关注被忽略的副文本。《诗创造》的“民主诗学”观念通过木刻作品得以表现,它坚持人本主义,以“创造性”的劳动者木刻表现对文艺个性真实的追求,进而表现“美、爱与自由”的理想,期待以美的文艺重塑国民灵魂。区别于唯美主义者,具有宗教色彩的木刻表现了《诗创造》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为人生”传统的影响下,《诗创造》收录了具有民间风味的木刻与诗歌,以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综合,实现“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诗学理想。

论新时代语境下中华优秀诗词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

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价值追求、崇高的品德追求以及强烈的人民情怀,是涵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华优秀诗词文化的思政教育价值研究,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我国公民思想道德素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断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深远意义。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日本因素影响的正负效应与中国新诗的主体超越

中国新诗在每个时段的话语建构中,均有日本因素的介入、规约和影响,这种介入、规约和影响使中国新诗拥有令人企羡的“高起点”,而且在前行途中总能适时地遇见补充马力和营养的“加油站”,一路上个性尽显,即常以簇新、先锐的姿态出现,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同世界诗歌潮流的接轨与融汇,宣显出喧腾纷繁的景观。然而,日本借镜对中国新诗也不乏负面效应,表现是中国新诗在吸收日本营养过程中功利性太强,浮躁气过重,常盲目“跟进”与仿效;“仰视”的接受态度和方式,遮蔽、扼制了主体意识,造成对日本因素一定程度的“误读”;过度倚重政治因素,常以感性压倒理性,以思想取代艺术。不过,因为有中国的民族精神、现实境况和艺术传统特质等因素压着阵脚,中国新诗在借鉴过程中总能保持独立个性与品格,对日本异质文化系统自觉消化,有所扬弃,以不同程度的“增殖”和“变异”,在“日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化日”。这启示后来者新诗只有开放方可获得与全球诗歌对话的权利,但在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使异域的艺术经验中国化。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论

诗人—新诗文本—初始读者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系统的原初结构。进入现代传媒空间后,中介改变了初始传播接受结构个人性传播特征,大众传媒使初始传播接受形态演化出复杂多样的运行结构,诗性价值的再生长性是其重要的传播接受机制;新诗传播接受运行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型,具体形式包括报刊原发、媒体广告、读者评论、广场朗诵、跨语际翻译、结集出版、文学史著述以及诗人创作转化等,它们组构出百年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形态。新诗传播接受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动、文化转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形成中国式运行机制与功能,传播者与接受者身份转换、层级性传播接受形态、通达与阻碍、跨时空语际性以及解构与建构等是其突出特征。发掘与阐释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有助于深化认识新诗创作发展史和诗性生成史之规律。

开辟诗的“新大陆”——北美华文诗刊《新大陆》的诗场域建构与诗学探索及贡献

文学生活往往以期刊为中心。与《一行》等北美华文诗刊相比,北美《新大陆》诗刊在开拓北美华文诗歌发展中居功甚伟。第一,作为一个同仁期刊——北美洲唯一一个定期连续出版、创刊32年的华文现代诗期刊,《新大陆》开辟了华文诗歌的新疆域,以独特的文学生产场域的建构推进了北美华文诗歌的发展。第二,服膺现代主义,把中国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现代诗艺术普及到了北美华文诗歌创作领域,提升了华文文学总体艺术质量。32年来登载1400余位现代诗人17000首现代诗。其中不乏一流诗人的不少一流经典。他们中的非马、洛夫、纪弦、严力、北塔的诗学高度才是北美华文文学的高度。第三,《新大陆》诗刊的华文诗人们,以其全球性主题的表现,促进了全球诗学内涵的丰富。第四,创作大量双语诗,并且汉诗与多语言诗歌互译,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海外传播。

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莎拉·蒂斯黛尔是20世纪初美国诗坛独具风格的女诗人。她的诗歌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的“夜莺传统”,兼具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之特点。她所开创的“恋歌体”别具一格,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由于20世纪前期现代主义诗歌在美国兴起,蒂斯黛尔的声望很快被以庞德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遮蔽,她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被忽略的”诗人。蒂斯黛尔的诗歌在全世界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她对中国新诗发轫时期的诗人,特别是对胡适、闻一多等,都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对蒂斯黛尔诗歌的翻译很不系统,对其诗歌的研究更是近乎空白。本文试图以传记批评的视角全面探索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生涯,兼论她对发轫期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中国新时代的美国诗歌史研究与中国知识创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诗歌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与编撰实践相互激发,推动了新时代美国诗歌史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从学术史和中美学术互鉴的视角总结新时代中国的美国诗歌史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编纂观。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学者基于学术与政治互渗、中西互鉴与中国自主相结合的历史编纂观,在美国文学史框架下的诗歌史、诗歌专题史和诗歌专门史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国诗歌史知识和话语,为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创建提供了注脚和范式。

《诗之研究》与《诗学》翻译的价值取向——兼论傅东华“诗学”译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

傅东华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其译介的作品《诗之研究》是第一部翻译成现代中文的西方诗学论著,对我国20世纪以来现代诗学、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傅东华对《诗学》与《诗之研究》的翻译入手,分析傅东华翻译的价值导向,并探析傅东华的诗学译介对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贡献。

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研究

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能反映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人文精神,这与语文核心素养的“文化的理解和传承”目标相一致。文章从核心素养与初中语文古诗词概述入手,分析当前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从不断丰富自我、做好教学引导者,拓宽教学渠道、开展多元化教学,创新教学方法、实施兴趣化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多元化评价,引入信息技术、落实智能化教学等方面,对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古诗词教学策略进行探究。

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学界对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不绝如缕,但由于长期囿限于“语言工具论”的认知范畴而未能发现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时至20世纪90年代,郑敏、王光明、杨炼等诗人和学者虽然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但他们对“汉语性”的提倡与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现实回应,学界对此亦鲜有关注。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面对新诗“口语化”“散文化”愈益严重的趋势重新反思诗歌语言问题,他们将新诗与古典诗词进行对照时发现“汉语性”是古今诗词相通的一脉古典诗传统,并意识到“汉语性”乃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由此他们对新诗如何建构“汉语性”的系列方案进行探究,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汉语性”,既是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其对新诗自身“汉语性”传统的新构,对于新诗的语言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在中国古诗词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以《诗词里的中国》评《题都城南庄》为例

迄今为止,有关话语分析的研究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其常常局限于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以及与社会心理认知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图像、声音、颜色等其他意义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克服了这些局限性。中国古诗词传播在经历了口语、文字、电子传播之后,进入了新媒体传播时代。该文以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Kress&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为指导,以新媒体平台的中国古诗词多模态语篇为对象,从多元化模态结合、多模态语篇设计、多维度叙事转化3个维度分析多模态话语在中国古诗词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和体现,旨在促进新媒体数字时代中国古诗词跨文化传播成效。

新课标视域下的小学经典诗文诵读策略探微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已逐渐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文化传承与理解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典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是语文教学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有效策略。文章从小学经典诗文诵读的要求入手,分析小学经典诗文诵读教学现状,并从关注整体教学、把握阅读细节,科学划分种类、实施针对性教学,合理创设情境、进行整合教学等方面对新课标视域下小学经典诗文诵读教学策略进行探究。

当代汉语新诗的新疆经验

汉语新诗一直在吸收并转化新鲜的文学经验。新边塞诗运动后,新诗对新疆经验的发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景书写不再是单一的诗意展现,还指向更为复杂深广的诗意空间,回应着对当代自然性的切实理解;边地与民族风情书写的背后,则传递出新诗的“历史共享”特征,见证了汉语自身的生长性与新诗主体的自我更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