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圆”研究

圆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元范畴,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与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及思维模式息息相关,与道家"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封建集权思想及儒家"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目的都有很大的关联。在文学实践中这种"圆意识""圆文化"凸出地表现为"月亮"意象和"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后者既有其民族性、大众化的一面又有其封闭性、保守化的一面。本文试图从文字溯源、生态文艺学、合成构词、人文内涵、文艺实践等角度立体展现"圆"的丰富内蕴。

女性叙事视阈下的简·奥斯丁小说童话模式研究

在父权制社会中,童话作为男性话语的载体,往往传达着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和价值准则,对女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突破男性话语的禁锢,奥斯丁将其小说装裹在童话的外衣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间接的女性叙事手法对各种童话母题,如灰姑娘模式、二元对立模式、丑小鸭的成长故事、大团圆结局等进行巧妙的修正和颠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童话模式,并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身份的思考和重建女性主体性的积极探索。

论中国式大团圆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社会悲剧性

在戏剧研究界,将大团圆与悲剧联系在一起,往往有着明确的所指——中国传统戏曲中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由此也引出了关于中国传统戏曲中有没有悲剧等一系列的争论。尤其是大团圆的结局不仅是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常见,在中国古代的叙述文学中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大团圆结局并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专利,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也是司空见惯。从中国古典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出发,通过将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的对比,研究这种大团圆结局在情节结构上的特征,就能分析其中隐藏的深刻的社会悲剧性。

论“大团圆”模式及其深层底蕴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叙事性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可以梳理出广义用法、狭义用法和中间义用法。大团圆背后深藏着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有中和为美的理想追求,温柔敦厚的批评标准,提倡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艺术功能观。经过辩证分析发现,所有这些都具有优劣二重性。

《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原型及其文化意义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具有母题意义的现代婚恋故事,其才子佳人的叙述模式具有故事原型的程式性和情节结构上的稳定性、联结性。虽由古代才子佳人模式里爱情、婚姻、仕途三位一体,转变为解放区文艺环境里革命、恋爱、自由三位一体的模式。但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感天动地的大团圆为结局,契合的正是以"乐感文化"为内核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

“才子佳人”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

自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创了我国言情小说“大团圆”模式的创作传统 ,一直到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崛起 ,这种“大团圆”喜剧模式才被打破。“鸳鸯蝴蝶”模式之所以能将“才子佳人”模式取而代之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的外国言情小说尤其是林译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