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论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的史料价值

新见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对考察方苞生平及交游颇具史料价值:其一,文中追述昔年赴宿松瞻拜明初武将石良墓一事,同方苞自述的赴宿松拜访朱书一事相合,为方苞康熙三十五年(1696)“宿松之游”增添了新的证据,进一步合勘康熙三十五年方苞、朱书二人行实,可以推知方苞“宿松之游”时间,有助于增订《方苞年谱》;其二,该文透露了方苞早年受李振裕、赵仑赏识提携的线索;其三,该文补充了被文学史“遗忘”的方苞与宿松石氏友人的交游;其四,丰富了方苞与朱书家族三代交往的细节;其五,该文阐述了方苞的家谱修撰思想,弥足珍贵。

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钟嵘诗歌功能说的新变——兼与孔子“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比较

在诗歌功能上,孔子教育弟子时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汉代《毛诗序》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钟嵘在《诗品》中借用了两者的言说话语,却置换了言辞背后的涵义。此外,钟嵘提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的新观点。钟嵘的诗歌功能说反映了从先秦、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变——文学不再是政治、人伦教化的载体,而是拉近人与自然、现实关系,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

陕西榆阳石窑峁石窟第1窟明代壁画调查与分析

本文在充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详细辨识石窑峁石窟第1窟明代壁画内容,并且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认为前壁二郎神与城隍、关羽与土地具有护持道场的功能,反映了佛教信仰的民俗化倾向。左右两侧壁连同后壁已缺失壁画,构成以药师七佛为主体的药师经变,体现去除疾病、消灾祈福思想。壁画布局设计巧妙,技艺精良,将此前和同时期佛教艺术融汇贯通,又别出心裁形成独特风格,成为陕北地区罕见的明代壁画精品。

从敦煌《毛诗》写卷看清儒校勘经典的得失——以陈奂《诗毛氏传疏》为例

清代是校雠学的鼎盛时期,陈奂所著《诗毛氏传疏》是清儒研治《毛诗》的集大成之作,对《毛诗》特别是《毛传》的校勘成果丰硕,可据出土文献验证其校勘的合理性。敦煌《毛诗》写卷可以佐证陈奂在删汰衍文、辨正古今字、校理错乱等方面的成果,判定其部分疏失,而陈奂的校勘亦可助益敦煌写卷的整理与校订。

苏轼苏辙唱和诗题序论析

苏轼苏辙的唱和诗题序独具特色,无论是唱和诗中两人皆有的题序还是独有的题序,都显示出他们对题序形式的新变和对酬唱交流的重视。苏轼苏辙唱和诗题序创作反映出他们对于题序形式具体运用的不同,他们的写作实践为唱和诗、题序之体和各自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但无论是作为两人酬唱交往的事件凭借,还是作为手足亲情的情感纽带,都成为两人的精神慰藉。

川派中医韩懋脉学思想探要

川派中医韩懋,由儒入医,医名盛于一时。所著《韩氏医通》在四诊中尤重脉诊,继承《内经》《难经》寸口脉诊、分定脏腑和五脏平脉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指法,并进一步详述五脏平脉及其诊断意义。韩懋以右尺切诊命门之火,认为三焦为其流行通道,元气为其表现形式,命门之火为“呼吸之根,性命之蒂”。对于各家脉学思想,韩懋提出自身理论见解,批判继承、补充发展。除此之外,韩懋提出绢上习脉,为后代学习者提供脉学学习范式。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总结韩懋脉学思想,为中医临床提供脉诊思路。

《诗经世本古义》关于《诗经》学公案的检讨

《诗经》研究史中存在一些贯穿始终、聚讼纷然的公案,明季闽地学者何楷撰写《诗经世本古义》,对相关公案进行了新的推论。关于孔子删《诗》一说,何楷持赞成观点,并认为《诗经》寄寓孔子的礼乐观念。关于《诗序》的作者,何楷认为子夏完成《诗序》原始精神后,后世经师共同参与撰写,东汉卫宏为最终完成者。关于风、雅、颂的含义,何楷辨析,风为诸侯国民歌,雅为一种乐器,颂为讽诵之义,风、雅、颂是后人对《诗经》强加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何楷为诗歌确定作年、拟定诗旨并重新排序。虽然《诗经世本古义》有附会史实之嫌,但是流露出晚明士人借儒家经典挽救时弊的愿望,是晚明学界致用之风的表现。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毛诗序》之“风”义原始与承变

“风”字起源甚古,是研读《毛诗序》的要旨之一。但“风”义繁芜含混,历来解说诗序之“风”冗杂聚讼,未有定论。通过对“风”义原始的考证以及研判“风化”“风刺”等相关概念的嬗变历程,体认“风”的内涵从自然乐律之义渐次演化为巫术祭祀之助,最终融入政治教化体制的脉络,并明晰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时期,“六义”之名成为“风”的一个更具感召力的新义项,丰富了诗学体系的内涵,其也奠定了影响后世千载的诗教传统基石。

《毛诗序》学术话语权的形成及影响

《毛诗序》按照儒家话语模式对《诗经》进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构成了儒家诗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中国文坛上千年。在此论述《毛诗序》学术话语权形成的原因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原本《玉篇》引《诗》考论

原本《玉篇》引《诗》非常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本文通过例证指出,在版本方面,这些引《诗》可以考证汉至唐前的《诗经》著述体制。在校勘方面,因原本《玉篇》为目前较早引用《诗经》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在辑佚方面,可以作清代三家《诗》辑佚的重要补充。在提供异文方面,可以为重新考察清代辑佚三家《诗》的方法提供新的思考。同时指出,原本《玉篇》所引《诗》之经、传、笺文字与今传《毛诗》不同,除了有钞胥手误外,也存在顾野王为《玉篇》体例而故意改易传、笺文字的情况。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