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西汉初元三年铜器考

西汉纪年铜器有一批“初元三年”器,根据铭文内容,这批铜器统一由地方向中央提供,其中既包括旧器二次利用,也有部分可能为当时新造的铜器。西汉时期铜器主要由中央铸铜机构和地方工官负责生产,二者的供器对象等级界限分明,地方工官鲜少为皇家宫苑及陵庙供器。初元三年各个地方郡集中向上林苑提供铜器,这一现象可能与当时的治理政策及地方郡国相关管理职权的变化有关。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鲁伯禽至鲁惠公在位年研究

关于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在汉代及之前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较为完整的记载见于《史记》和《世经》。然而,《史记》和《世经》记载的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相互之间却有歧异。研究清楚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对西周年代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和天文学的成果,对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进行了研究。自鲁伯禽至鲁惠公,鲁国总共有13位国君,当总共在位305年(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723年)。当然,笔者的结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绝对性,只希望能为将来西周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咸丰元年至三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原因

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应对民乱,咸丰帝于咸丰元年至三年,先后派包括李星沅、赛尚阿等七位钦差大臣在内的总兵以上四十余位官员负责督剿,但均以失败收场。本文通过还原该时期双方战事,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的原因,以期对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和运行状况有一个清晰认知。

由甲骨文倍数合书例谈殷人记数两系说

本文通过对甲骨文中倍数合书字九十、二十释读纠葛的辨别,指出殷人记数,除了倍数合书,还存在另一种倍数析书,构成了记数形式的两系分列。先秦后期派生出的所谓殷派、周派、楚派等古文字书体字理变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墟甲骨文。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山西临猗宋代砖雕壁画墓清理简报

2016年8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当地文物部门对临猗县孙吉镇天兴村的两座宋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两座墓葬均为仿木构砖室墓,结构完整,墓室中砖雕、彩绘、题诗等内容丰富,M1墓门西侧有墨书“熙宁八年”(1075年)的明确纪年。这两座墓的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宋代墓葬文化、民俗文化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山西平遥唐代李爱客墓发掘简报

2022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平遥县岳壁乡闫良村尊鼎学府苑小区基建区域内清理1座唐代砖室墓,编号M1,出土石质墓志一合。据志文可知墓主为李爱客,春秋七十有六,卒于大历十一年(776年),葬于“城东三里新茔”。该砖室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平遥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资料。

五台佛光寺塔坪新发现唐“没故和尚”经幢研究

2022年7月,佛光寺塔坪步道整修过程中,在杲公和尚塔东南方向发现一截经幢幢身。经幢八面,正面题额“奉为没故和尚造佛顶陀罗尼经幢”,第二面线刻“圣老人(文殊菩萨)见佛陀波利像”,第八面有“会昌二年”纪年。经研究,该经幢应为佛光寺僧众专门为“没故和尚”修建的一座墓幢,是目前五台山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经幢实物,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对唐代经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看回回历法在明朝的使用

《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是15世纪40年代从中国明朝传入朝鲜李朝的一份重要的天文学文件,详细列出了明宣德十年全年月亮和五大行星之间以及它们对恒星的凌犯现象。经验算,这些结果都是用明初编订的《回回历法》中所给出的算法计算的,目的显然是为中国的凌犯星占服务的,与朱元璋下令翻译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初衷一致。新发现的其他史料也表明,明朝政府除了把回回历法用于日月食的预报外,每年还用它计算回回民用历书、天文年历以及月亮和五星的凌犯;而且,对月亮和五星凌犯的计算结果及其星占也确实被朱元璋用于自己的政治活动之中。

公元1226:黑水城文献最晚的西夏纪年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иHB.No.5189号诗歌抄本题署1226年1月,这是迄今所见黑水城古塔文献最晚的西夏纪年。已知黑水城文献里的元代纪年均为汉文而不见西夏文,这可能是因为蒙古王朝在初期没有年号,而元代的党项民众在此期间已经习惯只用干支或者"十二兽"了。文章最后对5189号诗歌抄本进行了全文译注。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裘卫器铭中的公社与礼制——西周时期法律关系设立的再思考

西周时期礼制的法律功能,乃是从礼仪程序中体现出来的。从九年卫鼎铭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法律关系的设立和礼仪程序密切相关。裘卫器铭(九年卫鼎)中"公社"成员的出现,是社会发生变化后,礼制试图扩张自己的领地,继续充当法律角色的表现。礼制通过严格的程序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约束双方行为的作用;所谓的"刑书"也必须以礼制性程序订立、公布,由此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礼制程序的法律作用在春秋以后开始减弱,不依赖礼制的成文条款开始在法律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弃礼而征于书"的刑书即为其标志。

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

纪年表是传统历日中关乎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内容。文章运用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首先考索纪年表这种形式从唐宋到明清的发展脉络。又进一步聚焦于明代大统历日,阐述其纪年表体现制度特征的两种类型:一、追改纪年,即当下朝廷为昭示自身合法性,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二、改元易号,即造历需要与改元衔接,纪年表亦随之更新年号。最后,文章对中国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诠释。

《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文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文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

作者以历法史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西周历法的性质,从理论上否定了以往考古界对西周历法的假设,提出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历法模型,并以这个模型设定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日期框架,对已经考定是宣、幽二王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检验.文章重新改定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的王世和第一代晋侯受封之年的王世.此外,以《尚书》和《汉书·律历志·世经》记载的五星聚之年、距克商之年数,第一次推定克商之年的绝对年代,证明了《简本》给出的克商之年是可信的、有根据的,由此修正了以往的传统观念.推导出的西周诸王王年,达到了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记录、天再旦和五星聚会相配合的圆满结果.

《元祐党籍碑》的面相与党人家族命运——崇宁党禁的家族视角解读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晚期党争白热化的产物,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展现。能名列此碑的多系家族核心成员,同入党籍的以父子、兄弟、子侄、舅甥关系为主,族运兴衰往往系于族内党人的处境。崇宁党禁期间,党籍碑作为黑名单存世,得势的蔡京集团对入籍党人严加惩措,追贬已故者,贬锢在世者,对党人家族的仕途、学术、交游、婚姻都造成恶劣影响;靖康元年解除党禁,党籍碑遂成为白名单,党人子孙凭此以受推恩,他们记录或重刻此碑以扬祖德。通过对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贡川陈氏的考察,可知遭遇酷烈党禁时,仅依托政治立身的家族会大受牵连,复合型家族虽然抗风险系数更强,但也颇受影响,阀阅世家或由政入学,或逐渐衰颓,而一般党人家族甚至全面凋零。

蒋藏本《唐韵》撰作年代考

现存的蒋藏本《唐韵》残卷中总韵数为204,比《广韵》少了严韵上去声。其所征引的州、郡、县名有些是唐武德至开元二十年期间的名称,有些则是唐以前、甚至是汉代的名称。孙愐的《唐韵》有开元、天宝两本。本文考定蒋藏本的成书年代是开元二十一年(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