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坚实的奠基:初唐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

初唐阶段,河北诗人在唐诗发轫期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文质并重”诗美理想的确立,风骨的提倡和律诗的定型。这些贡献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哲学应当作诗来写”--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及其写作

占据维特根斯坦思想核心地带的,是其艺术气质而不是科学精神。对维特根斯坦而言,音乐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衡量精神事物的尺度;作为深层的精神背景,音乐深刻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的结构形式,其还有以音乐阐述哲学思想的偏好。新的思想方式必然伴随新的述学文体。维特根斯坦是出色的文体家,“语言批判”贯穿其思想脉络的始终,并赋予其哲学著作以长久的文学价值。维特根斯坦将哲学视作一种语言行动,即一场与语言的搏斗,由此而展开了以思其非思、以言其不可言的“诗化哲学”;后期维特根斯坦修正了“唯名论”思想,把语言从形而上学返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当中,使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基于语言“构成性”“生成性”双重结构的认识,维特根斯坦以“描述性”语言克服了“语言的空转”,立体呈现超因果思想的生成过程。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强度使自己成了未来知识界的智慧来源之一。

当代旧体词中孕育着现代民族诗形

当代旧体词悄然复苏并露出现代艺术气质给新诗诗体多元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当代旧体词中有形的格律和无形的意义结构都不仅是语言学发展的结果,其中必连带含蕴着人的存在情形的变化,为表达这种变化,词文体"形式原则"自然演进,是文体发展的必然;正在变化中的词文体离新诗体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本身就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格律诗和音乐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

平易而不平淡 精致却不雕琢——谈新诗的发展方向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在,从开始时期与古典诗学传统的决裂和向西方诗歌的借鉴,到今天的走向综合与融合,中国的新诗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中国的新诗也有诸多问题需要梳理。诗歌始终是时代灵魂的声音,是生命感受的回响。新的生活与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诗歌,新的诗歌也始终要面向新的现实和自身的传统。以个体生命感受为出发点,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因素,追求一种平易而不平淡、精致而不雕琢的审美品格,应是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

卞之琳诗歌翻译的文体选择及审美价值

卞之琳主张选择白话格律体翻译诗歌,这一选择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与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合理的文体选择。白话格律体译诗与西方诗人讲究格律、主张用口语体创作诗歌不谋而和,因而卞译诗歌很好地再现了原诗文体风格,同时也完美展现了白话格律体译诗的音乐美和"极炼如不炼"的本色美。

马君武与近代诗歌翻译

近代诗歌翻译在近代翻译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诗歌翻译作品在整个翻译文学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在译介外国作品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外国革命性强的作品的译介。作为近代译诗"三式"之一的"马式"创始人马君武,在译介外国诗歌方面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而马君武的翻译风格在近代诗歌翻译中很有代表性。

六朝声律形式美学的文章学考察

声律形式美学是在"以读促写"的文学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今人多从语言学角度对之进行独立研究,缺乏从传统文章学视角的整体考察和形式美学的现代阐释。声律之学起于文章诵读,发展于韵文写作而与其互相促进,特别是晋代以来的音辞艺术、佛教梵呗转读等新式诵读活动的助推,下迄齐梁"永明体"而趋于成熟。永明声律以其精细化的讲求而不宜于长篇试验,最重要的是,四声的介入在句式诵读节奏的轨范下引发了诗赋接受形式美学的文体分异,从而使得文章学从以赋为中心逐步转向以诗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赋亡""诗兴"的文体消长。它的文学功能在于最有效地发挥汉字音形义统一体的特长以运用于文章写作的成功实践,主要表现于促进骈偶对句的平衡美、字句的炼造、联对构结的艺术张力、文体变革四个方面。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有一些倾向,如宏观视野的缺乏、作家作品研究中对传统诗文评的过分倚重、对研究现状漠视而产生的偏见等,目前亟需对这些倾向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研究路向。旧体诗词研究需要打通古今、融会新旧的宏阔视野,需要把旧体诗词置于整个中国诗歌变迁的历程之中,置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之中,同时还需要批评观念与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学术力量的整合。

当代工笔画语言的探索与研究

文章主要从当代工笔绘画语言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入手,通过理论分析与作品解析,阐述当代工笔绘画语言如何在继承中创新,保持工笔画特有的韵味,运用现代绘画语言,促进工笔绘画语言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对于创作出符合时代特征并适应当代人们视觉审美需求的现代艺术作品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传统文化人格与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兼谈儒道释思想对中国古代几种意境形态形成之影响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词文学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形态和艺术范型,从传统哲学思想原型和古代文人文化人格类型的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可以窥探到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对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的影响,而从古代诗词的审美意境和风格范型中又可以反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对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潜在的文化渗透与厘定,这样就可以对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作出文化的厘定与分类。

缘水求诗——从水之意象论阴铿的诗歌创作

处于六朝末期,梁陈交际的阴铿,是探索音韵规律、探索近体诗形式的重要诗人。因其传世作品仅有34首,史传中对他的记载也很简略,今人已无从得知他是否是自觉地遵循着某种理论来创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他为后世诗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阴铿诗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水"的意象出现得颇为频繁。在其传世的三十余首诗中,有12首诗含有"江、河、溪、池"内容,这还不包括他的两首《闲居对雨》中的水之意象,近半数作品中都有水出现,其扮演的角色也多有不同,可以说,"水"见证了诗人的创作。

浅论近体诗中的对偶形态

唐代近体诗中的对偶形态有形式和内容两种,形式上的对偶是声律上的平仄相间、相对、相粘,它们构成三维对偶状态,体现出汉语文化的精妙;近体诗内容上独具特色的对偶只有偷春格、蜂腰格、扇对格、全首对格和俱不对格五种。

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之我见——兼及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旧体诗词的创作不仅没有绝迹,而且众多新文学作家也以此作为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和心理的载体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现代文学史观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这一文体样式至今难以进入文学史视域。只有超越上述文学史观的局限,建立更为科学、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才能真正突破旧体诗词入史这一"瓶颈"。

从乐府入律看五言诗的“古”“近”之变

南北朝至初唐时期的乐府逐步实现了由新体诗向律体的转变,而这一时期同样是五言诗由古体趋于近体的重要阶段。通过统计这一阶段五言乐府及五言徒诗的声病演变情况,可以发现五言诗"古""近"之变的关键之一在于齐梁以来对旧题乐府的改造以及对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吸纳。这一阶段的五言乐府可以归纳出四四式、二六式和二四二式三种趋近于近体律诗的篇制类型。它们既是五言乐府由古入律的途径,也是这一时期诗人探索律化规律过程中重视"复古"观念的结果。南北朝诗人通过仿效乐府体式上的"古体"色彩,借以纠正齐梁诗歌过分骈俪化的弊病,导入单行散句,最终促成了五言近体骈散结合的体调特色。五言诗的"古""近"之别正是在声律转严与句式复古的实践与互动中产生的。

近体诗“拗救”说之检讨

对近体诗＂拗救＂的讨论,前人多为臆说。本文在调查唐代律诗中的＂拗＂病分布的前提下,结合永明诗病进行甄别考辨,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唐代律诗＂拗＂病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联）＂集中出现在五言绝句第一联和五言律诗尾、首两联上;其次是七言绝句第二联和五言律句颔、颈两联上,七言律诗犯＂拗＂病的很少。第二,惯犯＂拗＂病的律句是首（绝句为第一联）、尾（绝句为第二联）两联的出句,单句易犯＂拗＂病,偶句很少犯病。据此推断,＂拗＂病的犯病习惯初始形成于五言绝句,其后再向五言律诗的首、尾两联扩展,然后逐步向颔、颈两联蔓延。其病因都与五言诗病密切相关。二、律诗惯犯＂拗＂病的普遍规律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是首、尾两联。第二,惯犯＂拗＂病的诗句是五言句。第三,惯犯＂拗＂病的字音是第三、第四两个音节。律句所犯＂拗＂病与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四种拗病中,蜂腰拗、鹤膝拗居律诗犯拗之首,与古体诗多蜂腰、鹤膝句式相吻合。三、律诗初创时虽有禁忌、规避诗病的规定,而唐人作诗并无避忌的意识和习惯,由此证明＂拗救＂理论无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