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规模过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规模与当地人均GDP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地方政府可以在培育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帮助之手";但也有可能设租和寻租,从而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成为"掠夺之手"。而设租、寻租的规模与政府的规模密切相关。本文试图通过信号传递模型解释政府规模是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以此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掠夺之手”、金融发展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框架下,利用中国1994～ 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金融体系资金运用的“掠夺之手”、金融发展对中国地区人均GDP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掠夺之手”抑制了金融发展促进人均GDP增长作用的发挥,并且是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

官员特征、激励错配与政府规制行为扭曲--来自中国城市拉闸限电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拉闸限电的政策背景,从理论上提出了激励错配下,官员特征影响政府规制行为扭曲的内在机理,并借助于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拉闸限电并非一般的简单粗暴型行政行为,而是激励错配下,政治官员片面追求晋升利益的扭曲行为。具体而言,年龄越长、晋升概率越小的官员越倾向于短视政策,但政治风险承担较低的特性会使此类行为发生的频率降低。本地官员由于需要回报当地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有偏政策;但是,较长的任期可以引致官员的理性发展,可以有效降低短视行为发生频率。以上因素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区域分化的个体特征,这表明,纠正当前政府扭曲行为不仅需要提升环境激励,更须侧重官员个体差异。此外,即使考虑到政治更替的潜在冲击,论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要素市场环境、地方国企的并购绩效与改革方向

本文发现地方国企并购非本地的、要素市场发达地区的企业的并购绩效显著高于本地并购绩效，同时也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同类型的并购绩效，即摆脱掠夺之手的积极作用大于失去支持之手的消极作用，为掠夺之手的存在提供直接的实证证据，并且发现了支持之手与掠夺之手分别占主导作用的环境，修正了前人“支持之手占主导作用’’的结论。本文的研究也证明了要素市场环境是影响地方国企并购绩效的重要制度因素，丰富了地方国企并购动机及绩效的研究成果。

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作用的重新界定

目前关于政府作用的模型有三个,即看不见的手模型、扶持之手模型以及掠夺之手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看待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在转型的约束条件下,政府除了完成市场化国家政府的一般职能外,其职能还需要重新界定。首先强化人力资本的投资;其次,转型国家的政府必须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再次,提高财政能力;最后,转型国家的政府要注意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可以充当看不见的手听任市场的自行其是,也可以采取扶持之手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还可能伸出掠夺之手与民争利,因此,限制政府的掠夺之手使其成为有限而又有效的政府,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转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国有企业问题及改革路径的思考

本文以中外经济发展为背景，以我国改革实践为根据，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点和难点，对一些敏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理性阐释和独立分析。

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导入及变异

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提供公共品的供给不足以及垄断导致的非效率是构成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导入的重要原因．但由于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和强制力的垄断提供者的身份的冲突及政府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政府同时可能构成一只使用强制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掠夺之手”。因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政府角色相应可能发生变异：从提供公共品到强制掠夺．从保护产权到践踏产权。从鼓励竞争到保护垄断，从消除通货膨胀到制造通货膨胀。

“援助之手”存在吗?--地方财政治理的就地城镇化效应检验

基于大国转型经济体和“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现实国情,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在系统构建财政治理影响就地城镇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测度各省份的财政治理能力和就地城镇化水平,并对其影响效应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整体样本估计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很好地发挥了“援助之手”的重要作用。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援助之手”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演进态势。分系统估计结果表明,三大子系统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社会治理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财政能力和风险治理能力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在提高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推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仅应重视“援助之手”总体作用的发挥,还应充分重视“援助以何手”,从而实现就地城镇化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的根本转变。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基于视觉定位的七轴机械臂目标抓取研究

针对机器人结合机器视觉在面对特定物体进行抓取任务时,系统设计工作量大、可移植性差的问题,提出基于机器人操作系统(ROS),结合手眼的七轴机械臂目标抓取方法,在ROS框架下利用协作机器人FRANKA PANDA结合RGBD摄像头进行目标抓取。创建了RGBD摄像头的xacro机器人模型,利用RViz进行三维模型的可视化操作;应用MoveIt!软件对RViz和Dazebo进行联合仿真;将ROS获取的图像信息发送给OpenCV库进行图像处理及物体定位,然后将物体坐标信息发还给ROS进行机械臂抓取任务。结果表明,该方法简单有效,以ROS为基础设计的抓取方法可移植性强,解决了面对复杂多样的物体,机器人系统需进行大规模控制改动的问题。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

本文以2001—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我们还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晋升激励、攫取之手与地方财政超收

以政治激励和新财政集权理论为基础,并运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财政超收。在晋升激励之下,地方政府会策略性地影响预算编制所依据的GDP计划增长率和官员政绩考核所依据的核心指标(即GDP实际增长率),因而GDP超计划增长为财政超收奠定了经济基础。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集权程度加强,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财政超收与中央攫取之手正相关。地方政府在发展高税行业带来税收超预算增长的情况下会调整年初预算而追求超支,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化程度与财政超收负相关。因此,在完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同时,需要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

产业集聚会改进能源效率么?

本文构建数理模型研究政府行为选择视角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借助综合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模型测度1999-2015年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分析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面对晋升博弈地方政府有充分激励伸出"攫取之手",促成表面的产业集聚。国有企业因政府有偏的干预目标而滋生道德风险,诱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双重预算软约束、导致资源错配,并且企业研发无法产生技术外溢以优化能源效率,抑制产业集聚释放节能减排潜力。

发展型政府的阵痛:名义攫取之手与资源诅咒效应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经济学热议的话题之一，文章重新考察了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政府行为，将攫取之手理论拓展为“名义攫取之手”，将资源诅咒理论拓展为“被资源诅咒”和“资源诅咒效应”，并使用199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和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政府行为受地区产业结构等异质性因素的显著影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落后的产业结构均会诱致政府更多地攫取，政府行为存在看“被资源诅咒”；（2）以预算外收入度量的名义攫取之手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存在“资源诅咒负效应”，预算外收入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监管，但以土地出让金度量的名义攫取之手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正效应”，土地财政在短期具有一定益处；（3）名义攫取之手和“资源诅咒效应”因地区间不同的产业结构表现出较大差异。文章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充分重视各地异质性因素对地方政府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通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加快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减轻和消除“诺斯悖论”带来的阶段性阵痛。

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企业募资变更后投向与公司价值

以往的文献很少关注募资变更之后的投向,从而使得募资变更如何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成为"黑箱"。本文选取2000～2008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干预下募资变更后投向的角度解开部分"黑箱"。我们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构建政府多重目标的干预指数,发现政府干预越强,募资变更几率越大;政府干预下公司募资变更后更易投向固定投资,最终降低公司价值。进一步发现,固定投资的资金是否来自募资变更并不能影响公司价值,降低公司价值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之下公司进行的募资变更和固定投资均降低了公司价值,而募资变更是政府干预下公司进行固定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募资变更投向角度揭示了政府对企业"掠夺之手"的具体路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干预企业的认识。

退出、呼吁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一个分析性框架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却在公共事务领域遇到诸多治理难题。对此,经济学家常常依托"用脚投票"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框架下展开解读;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依托"用手投票"机制,强调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作用机制。借助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这两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图捕捉其作用的条件。基于该模型,进一步把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视为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联合生产的过程,详细剖析了"用手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条机理路径。基于面板数据,本文还以因特网普及率作为"用手投票"能力的代理变量,对呼吁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理解中国改革成绩与问题并存背后的原因,需要同时考虑退出和呼吁机制,相关制度设计应维持两者的平衡。

“中国模式”的激励理论考察:基于地方政府的视角

本文通过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模式"。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主要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作用,以地方政府为主线分析了转型时期进取型地方政府是如何发挥"扶助之手"作用的,回答了进取型地方政府如何甄别当地企业经理能力、如何施出"扶助之手"以及如何实施分成契约等三个连贯的问题。总体上来看,本文探寻了"中国模式"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机制给出了一个经济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