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阐述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关系;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宜居和组织振兴五个维度,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受到乡村产业数据要素准备不足、乡村管理人才匮乏、乡村文化个性难以凸显、公共服务配置失衡、乡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弱化等因素的掣肘;提出了通过数字经济推动乡村产业要素集聚、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深化城乡文化价值认知、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建设、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等实践路径,从而实现城乡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多领域融合发展。

利益、认同与制度: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研究

在居民"原子化"和社区"碎片化"的背景下,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持续生长是当前中国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加强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的重要保证。基于单一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因此,有必要在整合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利益—认同—制度"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就是居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困境与突破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动机在于利用市场化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有效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为了建设和谐社区,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便成为基层政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基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目的在理论上也是为了更高效地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对K市A区的个案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区需求识别,以及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这可以理解为欠发达地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为推广政府购买这一形式采取的积极干预手段,符合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大趋势。但是,与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关,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偏好而非社区居民的需求偏好,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也远未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加上第三方评估的缺失,政府购买这种技术形式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即政府购买并没有很好地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出现的上述问题,与发达地区政府购买出现的问题有较明显的差异,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政府的治理能力均有一定关系,但是从政策层面以及管理技术、方法层面看,突破这一困境仍然是可能的。欠发达地区城市基层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应该超越对政府购买这一形式的满足感,而最终追求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效果。为了避免政府购买流于形式而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优势,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改进需求识别机制,以社区需求引导政府购买;同时在政府购买过程中尊重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的竞争;在监督和评估环节应该尽快引进第三方评估,重视外部监督与评估,突出效率、效益和效果因素,以最终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有效性。

行政控制、公共服务与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功能——对云南省社区的剖析

借助对云南省城市社区调研的资料和数据,通过解剖社区各类工作,昭显社区组织的两大功能:行政控制和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满足,后者包括政府提供的针对所有社区的公共服务,以及只针对本社区居民的由社区自身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分析,文章提出下列四个命题:(1)行政控制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两类主要功能;(2)存在两个层次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一是由政府提供,基层社区组织具体执行的公共服务,二是基层社区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3)政府投入水平决定行政控制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4)社区经济、政府投入决定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

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的实践与思考——基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基层党建的调查

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是当前推进基层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本文围绕这一主题,结合青海省德令哈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际,就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讨。

困境与出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探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发展中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党员年龄老化,新党员发展困难;党员队伍文化水平偏低;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度大等问题。通过发展当地经济,吸引人才回流,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加强党员教育培训以及创新流动党员管理方式等,以突破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

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问题与出路

城市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服务主体缺位,向心力不足;忽视服务客体的层次性,服务内容和形式单一;制度供给不足,长效机制缺乏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实现单位制基层党组织向社区制基层党组织的转型;未能细分服务对象导致服务内容无法满足需要;传统的管制型模式难以适应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需要等。破解之路在于实现多元主体共治;注重服务创新和落实;强调制度供给和规范操作等。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委员会角色的立法重塑——以《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为指向

在当前酝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契机下,规范和推进社区民主自治,聚焦于居委会法律角色这一核心,理顺居委会与政府、其他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调适其立法预期与履职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加强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基层社会自治立法质量与实施成效的紧迫要求。在引领和保障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化层面,应反观和审视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立法理念、设计原则与规范技术诸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城市社区治理的意义上,确立居委会的复合功能定位和自治主体角色,并就其权利义务、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行为规范进行重构,吸纳各个地方实践类型中规律性的成分并包容其探索的自主性,着力克服居委会过于行政化等现有局限。

市域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无锡市为例

城市党委领导着城市的全部工作,是党中央决策意志"向下落实"和各领域基层党组织"下情上达"的重要环节。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影响。在政治场域形塑的动力、城市发展需求的动力、组织建设内生的动力共同作用下,无锡市推进基层党组织建优建强的实践,既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有其不足之处。基于无锡经验,市级层面破解基层党组织建优建强的难点,须理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组织力与突出政治功能、重点论与两点论、选树型典型与自生型典型、智慧党建与传统党建、党建考核与党建工作等方面的关系。

台湾地区社区治理主体架构与协同关系比较评析——兼论对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借鉴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委统筹性、社会参与度、民众影响力,大陆正在着力发展基层民主,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期间修改完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日渐成为焦点。而观察和剖析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状况及其经验教训,可作富有镜鉴意义的视角之一。比较发现,在组织法制方面以运用社区自治权力清单的思维与方式,同步加强基层自治中的组织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自治组织权力与政府行政权力之间的程序管道,保障程序机制中各方治理主体的交涉性与协调性,是必要的选项。

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及推进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乡风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广大农民对日益美好生活目标的向往和追求,是解决农村地区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以传统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体系急需重构,同时还存在消极落后文化抬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基础上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先进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措施,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撑。

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历经探索、形成、发展、提升四个阶段。相较于其他类型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党组织有其自身的特性。新时期,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是巩固城市之基的重要内容。应以党支部建设为基础,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为重点,以协商议事平台为载体,以共建共治共享为途径,持续提升城市社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地方高校基层党组织与城市社区共建问题研究

地方高校基层党组织与所在城市社区共建,地缘相近、优势互补,目标契合、期望同向,既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开展拓展了渠道,为师生党员专业实践、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搭建了平台,同时也为实现城市文明创建、提高社区管理水平注入了活力和动能。政府、高校、社区三方应从组织管理、队伍建设、政策激励、品牌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统筹规划、科学部署、长效实施,最终实现协同发展、联动双赢。

城中村改造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实践真空现象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中村改造被各地方政府提上了城市总体规划日程。与此同时,因不科学、不合理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导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就包括因城中村改造而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实践真空现象,对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如下对策:突出地区服务性特征推动城中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转型;依据地区发展状况变化及时调整城中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结构。

嵌入性视角下城市社区居委会“内卷化”困境及成因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减负改革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内卷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边缘危机”和“行政回弹”两大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创新。从嵌入性理论出发,催生“内卷化”困境的重要原因是居委会成员“弱连带嵌入”于政—社关系网络,根本原因则在于现代化城市社区的“脱域”本质。解决城市社区居委会“内卷化”治理困境,应当合理衔接行政与自治,构建“以行政引领自治,以党建推动协同”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社会文化网络的共生逻辑

文章认为,我国农村社会是文化网络社会,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生活是依赖于农村社会文化网络体系的,城镇化对农村社会生活提出了挑战,使农村社会文化网络失去了平衡。农村基层组织是社会文化网络中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对农村文化网络能够起到维护和修补作用。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困难重重,国家应从制度上保障和支持各类基层组织的发展,为农村社会文化网络的平衡与稳定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社会和谐发展。

结构嵌入与行为吸纳:数字技术助推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兼论困境与超越

以数字技术助推城市基层治理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理论及实践议题。在技术与组织“互构论”视角下构建“结构嵌入—行为吸纳”分析框架,结合上海市H街道“数字孪生城市”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结构嵌入与行为吸纳两种机制助推城市基层治理,且在结构嵌入过程中与客观制度规范、权力结构、条块关系等结构要素“互构”,在行为吸纳过程中与主观思维理念、行为方式、治理能力等行为要素“互构”。同时,在“互构”过程中存在技术迭代与制度保障对称性不足、技术嵌入与部门壁垒张力明显、技术赋能与基层管理者能力矛盾突出等现实困境。未来应促进技术发展与制度变革互惠共生、技术嵌入与条块关系耦合互动、技术赋能与基层管理者能力平衡互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