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2023年是柬埔寨完成历史性换届之年,柬埔寨政治、经济和外交工作总体过渡平稳。政治方面,以洪玛奈为首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顺利接棒,为确保新一届政府良好开局,人民党先与27个中小型政党签署结盟协议,暂时解决了国内政党林立、政见不和问题,再提出并落实“以人为本”的政策性项目,消除换届带来的不确定政治风险,使政府以更为平稳的姿态度过此次特殊的新旧换届期。经济方面,虽然政府下调了经济发展预期,但GDP增速仍达5.6%,这主要源于农业整体向好、工业发展平稳及服务业增势明显带来的积极效应,但经济高度“美元化”和三产比例问题仍是柬埔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的隐忧。外交方面,新一届政府重申外交原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中柬关系实现提质升级,柬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机,柬越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展望2024年,柬埔寨第七届政府将开始逐步落实“五角战略”第一阶段规划,在财政预算缩减的情况下,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增强柬埔寨经济韧性,力求实现GDP增速达6.6%的目标。在“大国平衡”战略下,柬埔寨继续深化与中国关系,同时期望淡化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以打开外交新局面,建立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国际合作关系。

与大国共舞—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是以实力相对弱小的自身充当"平衡手",维持各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平衡。实践表明,东盟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使东盟在多极化的趋势中赢得了"重要力量"的地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革,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也面临着挑战。

东向政策与大国平衡:印度东盟认知的改变

印度东盟关系的发展得益于印度的东向政策和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而双方认知的改变是其根源。

美国离岸平衡战略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契合性

东盟作为小国联盟,其大国平衡战略的重要特点是平衡大国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它与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具有契合性,都有试图制衡中国崛起的共同意愿.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区域新秩序有必要升级中国与东盟关系,打造中国和东盟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完善中国的东盟政策.

冷战后东盟安全合作的深化及其对我国南中国海安全环境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 ,东盟安全合作进程明显加快 ,具体表现在合作安全观的形成、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建和大国平衡战略的实施 3个层面上。东盟安全合作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地区安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但也给南中国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当制定正确的应对措施 ,以争取建立有利己的周边安全环境。

从澳大利亚“与强国结盟”的世纪策略辨析澳对华政策的嬗变

自上世纪初立国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奉行与世界强国结盟的策略以图存图强,并在全球权力等级体系中构筑"中等强国"的地位。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对全球和次全球(区域)权力体系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迫使澳不得不在全球力量发生重大转换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其长期奉行的与美、英结盟的政策作出调整。与此同时,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包括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融合与依存。这种在"复合依存"架构下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和多领域的合作促使澳不得不改变对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政策,强化澳中关系,并下定决心构建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澳中关系的提升与强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夯实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合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澳籍此强化了与中国的政治与战略关系,这对于确保澳在未来任何变化的全球体系中继续保持"中等强国"地位和经济的持久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

外部大国之间的互动塑造着东南亚地区秩序,影响该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对立强化或削弱东南亚国家作用的传统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大国间安全竞争对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影响会在"有利"和"不利"之间相互转化。战略空间是这一影响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大国竞争的加剧对战略空间大小的影响不仅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会产生差异化的结果。当大国在特定地区和议题上进入包容性竞争时,相关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将变得充裕,大国平衡战略更有可能成为它们的选择。而包容性竞争加剧后,大国在原有议题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竞争覆盖比以往更大的地理范围和更多的议题领域。与原有议题相关或处在核心地区的国家的战略空间将被挤压。而包容性竞争拓展到的新地区和议题将使之前未参与大国竞争的国家开始成为被争取的对象,拥有比从前更大的战略空间。一旦大国竞争向全面对抗或战争过渡,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将被显著压缩,"选边站"的压力将会大幅增加。

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意义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借用对冲来描述小国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行为,并将对冲定义为与制衡、跟随并列的第三种策略选择。绝大多数对冲概念因为脱离其金融学本义而缺少降低或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含义。在重新界定对冲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对冲操作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转移策略,并不能从系统中消除风险。由于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类似期货市场中的风险偏好者,小国实施对冲无法把风险转移出去,因而其基本操作是尽可能维持大国平衡以降低选错边的风险。这使对冲演变为一种推迟的跟随战略。实践中,对冲往往表现为小国与两个大国同时开展合作以维持大国平衡,或者以与一个大国的关系水平为标尺来调整与另一个大国的关系。对中国—东盟关系来说,对冲概念有助于理解近年来出现的东盟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现象。同时,东盟国家因为实施对冲操作而选择拒绝大国的"拥抱",这使中国改善与其政治关系的努力收效甚微。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

新加坡多环平衡的外交战略

作为区域小国的新加坡,其外交战略一直吸引学界的关注,对其外交战略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以大国平衡及对冲战略界定其战略特点的观点较为普遍。考察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外交战略实践可以发现,这种概括存在界定不清、以偏概全的不足,难以把握新加坡外交战略的全面性与复杂性,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梳理新加坡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安全关切及战略重点基础上,将新加坡外交战略界定为多环平衡战略,以更为准确、全面地概括其总体特征,把握其未来发展趋向。

21世纪初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亚太外交战略

自独立以来,印度始终在追求大国目标。印度认为,要实现大国目标,首先要走出南亚,其次要冲出亚太,最终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进入21世纪,印度对本国实力进行了评估,实施了灵活的对外战略以实现其冲出亚太的目标。本文分析了新时期印度对大国理念的传承,对不同历史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进行了简要梳理,详细分析了当前印度的亚太平衡外交及其对印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