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之误——清代科举重书程度的真相探究

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非常重视,而至今清代科举重视书法的程度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从清代科举考试相关文献与殿试卷原卷相结合分析论证,试图客观的还原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真实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订正世人对清代科举考试“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的错误认识。

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选制度探析

清末留学毕业生考选仿照科举制。即便在科举废止后,留学毕业生考选表面上参酌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具体措施仍大多仿照殿试成例。经由君主亲自操控擢用之权,通过殿试的留学毕业生成为天子门生。在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民国初期留学毕业生考选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考选章程及其实施仍仿清末旧制。通过政事堂考试,袁世凯选拔留学毕业生为总统门生。揽才揽权是君权思想在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选中的具体表现。

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明代中期兴起的关陇作家群在当时有着全国性的影响,详细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可以看到在王恕、杨一清等人推广、影响之下,关陇地区教育与科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当时全国教育发达各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成为关陇作家群在当时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

通过对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等科举文献的量化分析,以徽州府为中心,重新探讨该地区科举群体地理分布的历史现象。明代科举制度设计中的地域均衡原则,在府与府之间的录取结果上仍然得到了体现。以学区代替籍贯为基准的统计方法,更有利于观察科举群体地区差异的消长变化。在明代五经分试录取的原则下,地区科举群体分布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层面上的解释,地区士子的专经化很可能是造成科举群体地理分布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

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科举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对科学文化的要求,不能满足时代对新型科技与管理人才的需求,并且严重地阻碍新式教育的发展,所以,在经过选官制度的变通作为过渡之后,科举制终于在"新政"中被废除。科举制废除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效应,主要有: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现代科技事业的开创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废除科举制的重要意义在于清除了横亘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道路上的一个综合性障碍。这项成功的制度改革,无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应试心理探析

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以及考试过程中,乃至考试结束后的各个环节中,都被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情绪所控制,处于高度紧张的应试状态。这种状态进而影响到士人群体的心理,使其处于极端敏感脆弱的程度,这种心理因素又转而微妙的影响到士人的应试状态。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科举士人备考、应试、试后等阶段中,都会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成为我们探究和把握这一群体应试心理的良好素材。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枪手替考惩治对策及其实施的更进研究——现代公务员考试与科举考试相关规程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科举考试与现代公务员考试的试前防范措施、试中监查制度、试后处罚举措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今公职人员录取过程中对于枪替行为的防范与惩治是宽严不一的。借鉴古代科举考试的管理经验,笔者分别从宏观法律层面、中观制度层面、微观策略层面对现代公务员考试的相关规程提出更进建议。

唐代制度结构变革中的关陇集团——关于陈寅恪先生之“关陇集团”概念的界限分析

陈寅恪先生提炼形成的"关陇集团"概念,是隋唐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然而,有些学者在运用这一工具研究具体历史时,并未准确理解该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本边界。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强调的"关陇集团"概念界限,主要由当时制度结构设计的格局决定。关陇集团以府兵制为中心,科举制则是破坏关陇集团的重要因素,关陇集团分化与瓦解的过程正体现在府兵制与科举制两种制度兴替更张的变革之中。

传统谱学在晚唐党争结局中的衰落

谱学属史学别支,谱系之作实为历史档案。家族谱牒是记载宗族历史、谱系的文献,起源很早,形式多样。帝王、诸侯称世本、玉牒,普通称宗谱、族谱、家谱。六朝时极为发达,居官、婚嫁均以此为主要参考,政治作用较强。晚唐宫廷政治中的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速了大唐王朝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数十年间的牛李党争之结局,使得谱学逐步衰微,后世谱牒除玉牒之外,其余均失去政治上显光的作用。

明代庆阳科举群体的施政风格与个性特质初探

明代是庆阳科举人才较为繁盛的时期,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更有质量上的显赫。这些科举士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从政为官,留下了自己的宦迹与政声。从群体行政风格来看,可以分为善行实政、善理刑狱、善于治乱、善理财政四类。其个性特质,也可以概括为四方面:刻苦学习,志存高远;聪明颖悟,博学多才;人品端正,作风清廉;秉性耿直,容易受挫。总结其施政风格与个性特质,研究其形成原因,对当代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封建国家平衡科举考试管理权限的精心设计——试论唐代贡举权的转移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知贡举、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考生李权之争,引发科举考试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即贡举权由吏部转入礼部,由礼部侍郎知贡举。这一改制,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平衡科举考试管理权限的精心设计,即事权相称、部门分权、权力制衡和有限制的权力专属。这一改制奠定之后历代王朝科举考试管理的基本格局。

论晚清科举废止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

科举废止是晚清社会的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戊戌变法开始后,保守派、维新派、洋务派进行着"枪手博弈"。维新变法失败后,执掌中枢的保守派与民间乡绅维持着"智猪博弈"。晚清新政以后,洋务派重回权力中心,统治集团与八股乡绅进行着"斗鸡博弈"。这一博弈过程反映了晚清科举废止中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理性抉择。

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

晚清遭遇社会剧变,选官任用的趋向与取士选材密切相关,呈现出相互递进的三阶段。道咸以降,清廷为因应变局以坚忍任事为新标准,破格任用官员,突破了吏部循例按格的铨选规制,同时也因财政困窘及举主徇情导致捐纳、保举过滥,贻患吏治。甲午战后,朝野于急迫救亡中质疑科举“无用”,认为西学“有用”于时且被清廷所肯定,并以西方分科之学为圭臬。新政官制改革中,各部院与直省纷纷选调学堂学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均以事功及专门知识、技术为选官用人主要标准,摒弃了隋唐以来选材用人重视人品道德,及对圣贤义理阐释践行的传统。这一矫枉过正的偏颇之举,以浮躁和急功近利为特征,对百年来学风、官风与世风均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乡村社会、士子生业与科举之废

科举制度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为一体,型塑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传统得以维系的制度性基础,是建构传统社会重心的重要制度。当它一朝废止时,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单位的乡村,其政治、文化、信仰、经济等权威重心均接连丧失,经历了颠覆性的结构变迁。乡村士人中存在一批因种种原因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下大为可叹,他们的处境不能以所谓"变革"、"进步"的代价而视为当然,对强势群体主导的话语叙述有必要进行伦理反思。

清代安徽鼎甲群体

清代安徽鼎甲人物共有21位,规模仅次于江苏与浙江两省,在清代科举格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徽鼎甲群体的变迁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平台期到乾嘉时期的繁盛期,至晚清转向衰微。安徽鼎甲区域分布具有不均衡的趋势,鼎甲人物向安庆、徽州、宁国等科举发达地区集中,与进士的区域分布态势密切相关,又和进士中心县高度重叠。安徽鼎甲人物多有进士家族的背景,来源较为狭窄,其社会流动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科举制的当代价值: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与公务员制度改革

邓嗣禹是我国科举考试制度史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学习邓嗣禹对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分析理论,评述其历史影响,论述其当代价值,研究对我国文化战略的发展,以及对于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借鉴作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邓嗣禹所著《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研究、评价的基础上,对于科举制度的历史影响,从利弊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综合评述。同时引用政治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国内首次提出将科举制度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概念,以及如何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具体建议,并对目前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关借鉴措施。

台湾地区职教高考制度:基本架构、优势及政策启示

台湾地区的职教高考制度理念先进、结构严谨,对于大陆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台湾地区职教高考制度依据其专业群规划科目,其内容偏向考查基础性和迁移性强的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核心知识,其招考分离的特点赋予了学生和高校双向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技术学科建设为职教高考制度提供了便利。大陆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需要以宏观课程建设为前提,注重考查基础与核心知识,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三大教育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代云南解元群体研究

清代云南科举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止,共开97科乡试,产生了97位解元。清代云南解元群体存在着自身的特性:首先是云南解元群体分布的地域集中性和中试时段的时间集中性,其次是解元群体仕途差异性,最后是解元群体呈现科举家族特性。这些特性使云南解元群体有别于其他省份。有清一代,云南产生了如萨纶锡、谷际岐、窦垿和周钟岳等著名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