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义释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一语中的“合”并非语言层面的合而言之,而是合而为一;其“虚”亦不可理解为太虚,而是“天德”。“天德”即天性,“合虚与气”即天性之在人、物。“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意为天性必须落实于人、物方可呈现,方可以“性”名之。整体而言,“四有句”中的天、道、性、心构成了一个天人贯通的整体。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感召和气与致中和——朱子思想中心与气的政治哲学向度

理学家认为“和气”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反应,朱子直接讨论感召和气,往往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认为荒政需要感召和气,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需要君主正心诚意以立纲纪,最终感召来和气。心术是立纲纪和召和气的关键,君主承担天下,君主之心能影响天下之气,但士大夫则可以通过“格君心之非”来起到感召和气的作用。当然,朱子讲的感召和气并不同于汉儒天人感应的模式,他更强调人的心性修养与自然和气之间的关联。理学工夫是能够感召到和气的入手处。

朱熹性理之学与诗歌创作的会通

朱熹身兼理学家与诗人的身份,将诗歌与思理结合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其诗歌据此具有伦理道德与哲学观念的载体功能。其“感物而动”“辞以情发”的诗歌观念,体现着文是道的必然产物与文是道必然流露的哲理意蕴,于诗歌创作中系统地呈现了朱子的天理思想,流露出道德、知性与情趣美感三种不同的自我境界。诗中即象见理,意在言外、寓理于象、情理交融,诗歌创作与性理之学营造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特质,成为沟通“诗言志”与“诗言情”两种迥然有别的创作思想的重要途径。这为我们解析朱子哲学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使我们能更加立体、生动地窥视朱子在阐发义理与人格至境之时的内心期许和信念。

金寨县青山镇尧塘村有关“天地寒心”牌坊的民间故事研究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青山镇尧塘村流传着一则有关“天地寒心”牌坊的民间故事,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发生的一桩涉及安徽、湖北、陕西三省的因客店店主大义救人而一家被害六条人命的悲壮惨烈的真实案件。这则民间故事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在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优良家风建设、中小学乡土教育和高校课程思政,推进文明乡村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等方面仍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

理学与心学:陈淳孝道思想的两重性研究

陈淳孝道思想既继承了理学思想的要旨,同时其自身还表现出心学主义倾向。对陈淳孝道思想中理学与心学两重性进行研究可通过以下三条逻辑进路来发微:一是在理学方面陈淳认为孝源自天理,这是陈淳孝道思想的终极依据;二是陈淳同时具有心学主义倾向,其认为“天之理”与“心之理”的关联使孝由心发用所生,这是孝被发用的原由以及运行理路;三是陈淳结合理学与心学对“人为何行孝”与“人如何行孝”的问题给出答案:孝在根原需要“所以然之故”,天命作为一种先天的品格和道德驱动为孝本原提供合理的形而上依据;而孝由心发用后需要落实到现实关怀中,在具体践行层次需要真情实意和及时行孝来以求心安,此谓“所当然之则”。

朱子“仁”思想之探微——以《仁说》文本为考察

“仁”这一概念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仁说》是朱子专门论述“仁”思想的文章。朱子认为“仁”的生成是上贯于天地之心,并可追溯到《周易》的核心价值“生”,以此确保了“仁”的价值内涵。而“仁”在其后的运化过程中又成为“心之德”与“爱之理”,不仅是“心”的具体含义体现,也是“爱”的内涵来源。在性与情中皆具,已发未发皆含,前承人心,后发性情。同时“仁”与“义礼智”并举,但又统贯这四德。“仁”还连接了“心”与“天地”,沟通“性”与“情”,可谓有着极其丰富的价值内涵。

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荀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兼谈《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易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心与物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生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现代人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立明的独特贡献.

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

"生生之谓易"既是哲学家对宇宙相状的揭示,也是"易"本身的性质。从"天地之大德日生"到"易简"之善和"复其见天地之心",贯穿的都是同一个"生"意。理学继承前人又广加扩展,天地生物之心既是静与动的综合集成,又是天地生物与仁德流行的统一。从静体到动用,从"动之端"到"动之机",现象存在虽有生死显微,"生"之理却通贯不息。

刘子翚儒学思想及其对朱子的影响

刘子翚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理学家,朱子的早期老师。在刘子翚儒学思想体系中,"不远复"三字符是其修养身心的起点,主要包括自我修养、社会关怀、一体之仁三重向度。在《圣传论》中,刘子翚提出了他糅合儒释道的独特的"道统说",认为《书经》之"惟精惟一"乃是道统心传之"密旨","一"就是道统相传之心法。其《维民论》的思想主旨为"君民相资""维民在得心""维民四说"的理论。这些理念,对朱子的修养观、仁说、道统说、民本论等思想影响深远。

损益与易道及《易》书——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释蕴

马王堆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以损益二卦论四时阴阳之变,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卦气说,所表达的不仅是四时阴阳的损益消长,而且将"产"作为天地之变的价值归宿。由对损益之变的体察,《要》篇提出了"易道"的观念,以"顺于天地之心"为易道之要义,并以"君道"的视野来论易道,实现了易学由筮到德再到道的理论提升。随着易道观的提出,《要》篇对《易》之为书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新的解读,特别从易象角度阐发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与《说卦传》相关章节相比,《要》篇"损益之道"章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更为原始,带有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对《周易》进行理论创作之初始阶段的痕迹。

基于太极、命门、脑心学术思想探讨“心”本义——兼与匡调元《无极哲学》《太易心神学》共勉

"无极生太极",太极是先天四太产生的"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是能够化生天地万物的"天地之专精",是"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先天之精。太极以精为体,是天地万物之根源,根源以生生为本而主宰一切,主宰就是心,所以有"心为太极"之说。人体的太极是命门,命门藏先天之精而为生命之根,根就是心,故命门有"小心"之说。形似泥丸的间脑位于脑髓中央的泥丸宫,是脑中之脑,脑之核心,称之为"脑心"。脑心是"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的根本所在,是《内经》目睛命门所藏的先天之精,是"十二脏之化源"的"五脏之专精",是根源而主宰的心,是以生为本的"生物之心"。脑心命门以元精为体,以元神为用,神来自于精、来自于心,精神就是心神,所以脑心命门是"精神之所舍"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脑心命门与血脉之心相比,就是"小心",但却是真精真心真君真主而为人体生命之本。

“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从朱子对存在与价值问题的觧决看中西哲学之异同

朱熹用“所以然”与“所当然”这两个概念表达了儒学中“存在”与“价值”问题,既区分了两者的不同意义,又将两者完全统一起来。“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关系,是在“理”的基本涵义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论的要素分析和生命论的类比综合,是朱熹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朱熹关于“天地之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生命目的性的关系。“理”是“所以然”之“生理”,而“生理”之中潜在地包涵着“所当然”之“仁理”,“生即仁”是对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辨证式表述,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亦即存在与价值何以能统一的基础。朱子哲学是“前现代”的,但其价值则是“超现代”的。

文艺之美与天地之心

中国古典美学论及艺术之美的内在依据时 ,强调艺术美对于自然界的依存与回归 ,以物我合一为最高的境界 ,形成了意境范畴 ;在论及艺术美的主体性时强调情感的真诚自然 ,认为艺术只有进入真诚无伪的情感之门时 ,才能产生撼人的美学魅力。这些美学观念在今天极具启迪意义。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

万物通心——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

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重要问题。梁漱溟的“理智运用直觉”、张岱年的四点论、牟宗三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徐复观的“忧患意识”、李泽厚的“乐感文化”、钱穆的“天人合一”、许倬云的“三原色”、庞朴的“忧乐圆融”、张世英的“万物一体”等学说之间存在一个相通点,即都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带有主体心性智慧的特点。万物通心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即心性智慧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以物质决定精神之说为基本的理论概括为万物对人或主体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是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体心性智慧概括为心对物的感通或应答作用的结果。万物通心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给予个人以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同时又连通个人的身体感觉和心灵思考,迫使个人以己心去应答,形成人心将万物与人沟通起来的局面。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在于天地人心一体论,其基本原则之一在于“中和”,其实施途径在审美及文艺表现层面有天地生文律、阴阳交替律、刚柔相济律、以善润真律、化悲为喜律、褒贬皆有律和乐以忘忧律等。

论庄子的休闲观

笔者认为,休闲问题内含于庄子对生命意义、自由精神的追求中。文章结合现代休闲的几个特征考察庄子的休闲观,以揭示庄子休闲观的内涵。首先,休闲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庄子是一个善于休闲的人,想要获得心闲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心",文章以"乘物以游心"为代表分析了庄子的游心法。其次,休闲是一种当下的生活方式。庄子直面现实,倡导自然朴素的人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智慧,如,"性体抱神"去除机心回复自然的本性、懂得生活中的"无用之用"、重复性的劳动或活动可以使人由"技"而"进于道"等。第三,休闲是分层次的。休闲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生命意义具有超越性。庄子休闲观的核心是游心于天地之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与道合一,体验道的境界。

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研究

韩国有着悠久的学《易》历史,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其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人物是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哲学家权近。他在中国易学家周敦颐《周氏太极图》的影响下,创制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与《周氏太极图》的轮廓大体相同,都是黑白相间、酷似人形,反映了太极为本、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特征。但《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又有它独特的一面,将伦理、心性等问题纳入易学体系,完成对前者的超越。由此可见,中韩易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既有借鉴和吸收,又有创新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