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论盛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

构思方式是决定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从盛唐到中唐诗人们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产生的影响。指出盛唐人普遍以兴会作诗,而中唐人则有意打破兴会中意与象的平衡,从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张舜民其人及其文学创作

出身于邠州宜禄(今长武县)的张舜民是北宋中后期一位知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勇于反映民间生活,其《卖花声》、《打麦》及《长城赋》等诗文名篇,受到了历代文学选家的青睐。

“以诗为词”的表现方式与词作风格之关系——以“寓以诗人句法”为例

"以诗为词"是宋词的一种创作手法,源于陈师道对苏轼词的评价。"寓以诗人句法"是"以诗为词"的最基本表现方式,但作为品评词人的常用述语,其具体内涵与评价指向与人们对"以诗为词"的变革性认定并非一致。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晏几道、秦观等婉约大家将诗之气格转入词体,从而把诗之韵致隐藏于词体主体风貌之中,清柔艳雅,可谓当行本色。苏轼始尝试将诗之内在精神引入词中,并尽力保持诗歌的原有意趣,遂使词染上了诗之气象。"以诗为词"的不同表现手法在词体诗化或保持本色的走向上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逢乱世舞凌云健笔 遇坎坷享烟雨人生——浅谈苏轼豪放词

北宋词人苏轼真正把词从花前月下的“艳科”中解放出来,创造性地以诗为词,同时又改变了词“俗媚”的境界,开创了抒写豪情壮志、具有英雄本色的豪放词风．为宋词发展带来了第一次巨变。本文主要介绍了苏轼豪放词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宋词律句构成规律略论——以白石自度曲为例

“律词”的概念,虽由洛地先生最早提出,但反观清代以来研究词谱、词律的著作,均以论平仄、明用韵、严四声讨论词体.平仄,即本自唐代定型的近体诗格律.又因为偶言在宋人慢词中的大量使用,格律至词已不再专为奇言设定,而是涵盖了包括偶言在内的一切句式.南宋始称词集为“诗余”,其义有二:词源于诗;词具备诗未尝具备的体式.这种体式上的继承性突破,使中国古典韵文进入到一个无论奇偶言均可有其声律规范的、空前成熟的新高度.惟其如此,宋词才最终得以在文体上与唐诗分庭相见.以律句的构成规律为根基研究词体,可免落入大量同调异体存疑词谱的窠臼.以白石自度曲为例证进行律句研究,可打破词为音乐文学的传统认知,还词以其本来之文学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