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of Birds as Imag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 and Ci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 and ci, animal images provid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birds are particularly beloved by almost all authors. This essay chooses two classical poems and one ci which use birds as images as well as their translation version of Xu Yuanchong. As for conclusion, this essay believes that there exists fixed translation methods in translating fixed bird images though some kind of birds in some poems or ci should be translated based on specific situation, such as authors' feeling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CIS战略——大学形象塑造的新思路

文章从企业CIS战略出发 ,提出大学CIS战略 ,作为一种新的高校管理思路适用于我国高校内外管理之中 ,旨在提升高校的品牌和形象 ,增强其竞争力和发展力。文章还对大学CIS战略的基本内涵、导入的意义、策划和实施等方面作了一些论述 。

体验CI 实践CI 创造CI——CI教学在班级管理中的有益尝试

CI设计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广泛的参与、实践和应用,对它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全面深入理解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开展设计实践活动。然而现实中的CI教学往往只偏重于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本文就两者的有机结合作了一些尝试。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简论刘濬《杜诗集评》诗学观念、影响及局限

经考证可得,刘濬作为乾嘉时期浙江海宁地区一名普通士人,以汇纂《杜诗集评》而著称。进一步探索后发现,此书之所以在杜诗学史上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与其体现出的传扬“春秋笔法”、主张“温柔敦厚”、推崇“沉郁”风格、提倡“真性情”的诗学观念不无关系。再深度考察不难看出,《杜诗集评》对于浙江杜诗学史乃至整个清代杜诗学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迄今仍被治杜学者列为参考书。当然,本书也存在着所录部分诗作无解析或解析太过简化与选家杂采旧说因不参己见而引发误解的局限,这是需要引起学界注意的。

企业识别系统(CIS)设计理念与方法研究

探明企业识别系统(CIS)设计本质内涵和基本构成;辨析构成CIS的MI、BI、VI三者之间互为因果、逐层递进的共生关系,并阐述了三者作用、特质及其导入程序;归纳了CIS设计核心理念"相由心生,意聚形立";提出了"代入式"体验方法、"共融式"设计方法、"拔高式"创新方法。

企业导入CI战略的探析

CI作为一种创造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影响力、改善企业管理的有效工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市场运作,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企业推进器。然而,我国不少企业管理者,尚未意识这一道理,致使企业陷入低谷和困境。因此,该文针对这一问题,列举了国际国内一些知名企业的成功经验,阐释企业导入CI是生存之基、发展之源的道理,以期引起企业管理者们的重视。

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

自北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

李煜后期词的意象书写及其悲剧意识

意象是用来表达作者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相比于李后主前期词中的奢华生活意象,后期词的意象更为多样,意蕴更为丰厚,艺术价值更高。以公元975年南唐国破李煜被掳汴京为界,对李煜北上以后创作的词作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出后期词的意象类型与主体特征,并探析这些典型意象书写出的亡国之殇、忏悔之意、生命之悲等多重悲剧意识。

基于爱国情怀的异代知音——以船山对稼轩词的接受为考察中心

船山虽与稼轩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却可谓其异代知音。船山不仅明确表达了对稼轩词情的认同、理解,还以词抒发同调情怀,意象选择亦表现出极大趋同性,其原因在于船山与稼轩所处的历史境遇相似,船山接受了稼轩词中的爱国情怀。

“经典咏流传”中唐宋词演唱情况研究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一至四期共演唱24首唐宋词,称以“致敬英雄”为主,实则不限于此。节目选择苏轼词4首,其余亦皆经典名作,风格亦刚亦柔,内容既涉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也有爱情相思、人生哲理、山水田园意趣、文士情怀操守等。“经典咏流传”的演唱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包括乐谱阐释、配词阐释、演唱阐释等。阐释总是见仁见智的,有的精准,有的微妙,有的顾此失彼,有的引申发挥过多甚至走偏。总之,这些演唱既是对经典的阐释,也表现当下人对社会、对文化艺术、对生命的关怀。

《诗经·郑风·扬之水》诗旨考辨

《诗经·郑风·扬之水》的诗旨众说纷纭,主要可归为四说。“闵忽无臣”之说出现最早,拥趸最多,但于史无据,仅是汉儒的附会之言。“淫者相谓”之说反驳《诗序》,提出以男女之情阐释该诗的创见,但却拘泥于“郑诗淫”的成见,与文本实际相脱离。“夫妻间语”之说修正前人观点的偏狭之处,以兴词的婚恋意味解诗,但却以偏概全,未能考虑到兴词的多义性与诗文表意的完整性。辨析诸家异说,唯“兄弟相规”之说既能契合诗文,又可兼顾完整的兴词内涵,是诸说中最可信者。

易安词英译误读的哲学阐释学观照

自20世纪20年代伊始,易安词不断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多元化的译本之中均存在对易安词的误读。误读指理解者基于自身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和文化视角等对文本进行的解读,而非语义层面上的错误阅读。文章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思想中的“前见”和“视域融合”概念的观照下,试为易安词英译本中的误读提供哲学解释,剖析译者如何对原作进行误读式的理解与阐释,并在调和原作历史视域、译者自身视域、目标读者视域的过程中,将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带入异域,使中华文化在异域语境中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秦观“以诗为词”辨

北宋中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词人对词进行了“破体”改造,将诗歌创作的题材风格引入词中,提高了词的抒情特质,推动了词的诗化.论及秦观,世人总认为其词仍固守在幽妍婉丽、哀感顽艳的创作天地,忽视了秦观作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对其师苏轼“以诗为词”的借鉴和发展.事实上,“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在秦词中多有体现,秦词在用典、议论、言志等方面与元祐词人的“破体”改造殊途同归.这种现象与词学在北宋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王安石集句词与佛禅词的创新意识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因其诗文创作备受称赞,然而其词作数量并不多,以往研究者们也无过多关注其词作。王安石的大部分作品都因艺术价值不高而备受争议,其中以集句词和佛禅词尤甚,而这两类词作在其词作中占比最高,对全面把握王安石词作面貌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类词作从体制上、内容上以及艺术手法上都有所创新,能一洗当时词的软媚之风,提升词的境界,为此后苏黄一派“以诗为词”开风气之先,对展现王安石的文学创新意识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安徽词学思想

以“环太湖词圈”为核心的江南词学可谓明词重心,而明代安徽在行政区划、地缘和文化上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异同互见、富有特色,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词体地位上总体上认为词为小道;风格旨趣上倾向柔靡近俗,且认为词曲演变与风格是受末世风气的影响;内容上主张陶写性情,抒发真情实感;功能上提出了缮心颐德、风正教化的期待。明代安徽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的离合间展现了明代词学的丰富与多元。

论傅幹对苏词的接受及其文学史意义——以《注坡词》为中心

福建仙溪傅氏家族热衷苏学研究,在苏轼和陶诗、词和年谱等方面皆有建树,其苏学研究注重文史会通和义理抉发,《注坡词》的著述正根植于傅氏家族苏学研究的家学传统。傅幹从读者角度发掘东坡词与前代诗句的艺术关联,援引苏轼词的自序、自注和自跋,尝试建构苏词创作与苏轼生平的内在关联。因此,《注坡词》是在以诗为词观念影响下,开展东坡词的注释研究,透过《注坡词》有助于还原以诗为词在宋代文人词学批评语境中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