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构建与国家认同:民国时期国术考试(国考)的实践表征

国术考试承载着国族建构的政治诉求和情感需求,是民国时期武术国家化的实践。探究国术考试的形成、发生、特性发现,其嵌入国族建构的正当性表现在历史性、进步性和时代性方面,并为游走于国家社会边缘的武人群体构建了政治、经济、教育的话语。这强化了武术与国家的联系,武人群体由此得以参与国族建构之中。通过仪式操演的空间塑造、国家在场的话语表达、政治规训等手段,国术考试成为国族建构的践行空间。武术被上升到“国术”高度,借助“竞赛”“考试”开启现代化之路。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基于主题分析的武举文献研究综述

近年来,武举相关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主题已产生一定聚集效应,需要更深入、系统地梳理提炼与归纳,构建武举文献研究主题理论体系。当前关于武举的学术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武举制度、武举人物、武举考试、武学、周边国家古代武举制度以及武举制度对近当代武术的影响研究等。然而,从肩负地方文献整理开发利用与地方文化推广职能的公共图书馆的角度看,基于武举史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还多停留在表层信息梳理阶段,缺乏深层次的阐释、挖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等。因此,有必要建立武举史料价值发现与利用机制,提高传统武术文化的感知、传承、发展、创新以及体验效果。

唐代武举的创立及其影响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唐代武举的创立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分析认为,唐代武举是唐代体育文化创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当时及后世各朝的世风、武艺、军事、科举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考试改革中礼仪文化教育研究

随着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深化,优质生源的选拔已成为普通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但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聚焦于人才选拔的质量,而忽视其考试教育与导向作用,致使形成了“重选材、轻育人”的招生考试模式。因此,在体育招生考试改革中实现考试育人的突破显得尤为重要,既能为前置教育发挥导向作用,又能为入学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基础,从而发挥出招生考试环节的育人作用与功能,实现全方位育人。虽然近年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考试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尚未完善的方面。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化体育专业招生考试改革工作,积极拓宽改革思路与教育路径,已然成为该领域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

对台湾府县的举子另编字号实行定额录取,是清代科举实行保障名额的典型之一。设立保障名额的优待办法使台湾的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来大陆参加乡、会考试,有利于闽台文化的交融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平平,而台湾武生在福建武闱中举人数众多,且名次表现突出,因此不像文科乡试需要设立保障名额。通过科举考试的鼓励和促进,台湾的文教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举是清代闽台交流的重要纽带,是融合两地文化教育的关键制度。

“武科应试器械”考论

从体育文化角度对古代“武科”考试内容、应试器械等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武科”,又称“武举”,创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废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历经一千二百年。考试分外场(以长垛、马射、步射、刀术、枪术、翘关等体育项目为主)和内场(策论)。唐“武科”主要外场器械为弓箭,辅从刀、枪等。宋以弓箭刀枪为主同时将弩踏等作为考试项目。明代“武科”项目沿袭唐宋,外场器械未有变化。清代开始增加了“技勇”项目,分别为开硬弓、舞大刀、掇石。课题研究旨在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的长足发展提供实质性的理论文献资料。

谈武术馆校专项素质评分标准的制定

武术专项素质的考核 ,目前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参考标准。笔者以陕西贤达武术院学生专项素质考核成绩为样本 ,制定出统一的百分制评分标准 ,以供各武馆校参考借鉴。

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

本文分析了武则天创立武举的历史原因、武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创立武举的意义。

我国古代武举武学与体育教育发展之关系探析

对我国自隋唐至清时期武举武学的设置与体育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武举武学对我国古代体育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武举武学研究述评

文章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宋代武举武学的研究现状,其特点是成果数量少,且多以制度史为研究角度,方法逐渐多元化,引用材料范围亦渐扩大,侧重武举忽略武学;主张将来的研究宜以武贡举为核心,从时间维度为宋代武举寻找历史坐标,文史结合为主,建议多采用别集、总集、方志、《登科录》、乡、会试录、地方志甚至笔记小说以及出土文物为材料,重视诗史互证,改变武举研究不足的现状。

唐宋“新士人群体”与艺术理论

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发展的成熟期。唐宋科举考试以及相关的文官选拔制度造就了一批批"新士人群体",他们是各种艺术门类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有着类似的接受教育和官场经历,这使得他们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与艺术旨趣。这个群体不仅影响到艺术创作的特征与走向,也影响到艺术理论的发展状况。本文立足于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发展,通过探讨唐以后到清代,即科举考试在文官选拔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新士人群体与艺术及艺术理论之间的关系,试图为现代艺术理论的自我意识提供某种溯源性起点。

由中国传统人性文化审视中国武术走向之研究

中国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人体活动方式,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在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方文化强势传播的冲击下,当代中国武术在一定程度上有逐步迷失发展方向的趋势。本文以中国传统人性文化为视角,结合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指出重新审视中国武术走向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旨在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论科举考试中的“文武分途”

武举自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设,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先于文举被废止,与文举相伴推进、单独举行,持续了1200年之久,形成了我国科举考试发展史上"文武分途"的重要特点。这虽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推进武艺人才的选拔和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但"文武分途"长期存在,进一步强化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给我国古代社会的科学选才和引领社会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统治者对武人的担忧以及由此形成的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还有文武本身巨大的差异性和古代武学教育的极端落后。当然,"文武兼备""文武并举"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士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模式和推进科举考试制度改革的愿景目标。今天研究科举考试"文武分途"现象,对于正在进行的"文理不分科"、自主招生联考的分与合,以及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等高考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唐代武举制与武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唐代武举制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唐代尚武文化的载体和重要推动力。本文以唐代武举制及武术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武举制与武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曾国藩与王庆云的订交与疏离

曾国藩前期日记常或多有中断,从与之交往密切的王庆云日记,可以考见曾、王订交因由与过程,理清其学术交往与仕途分合:订交始于丁未科武会试主考,由实学交流而往来密切,因“议礼之争”而成为同党,曾国藩力荐王庆云出任要职,其后曾国藩募勇征战,王庆云协饷由盛转衰,导致曾国藩疏远直至终止往来。理学诗文之外,曾国藩一度沉潜实学,精熟舆图,则为此前不太注意而有助于进一步探究。

云南武举武学简论

明清时期,武举武学在云南的社会影响逐渐加深。这与中央加强边疆统治有关,是文官主掌中央与地方军事组织情况日益制度化的体现,更是云南主动融入全国科举社会的努力之一,是地方与中央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是家族、个人利益最大化方式之一。

论明代科举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积极影响

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科举制度对明代绘画艺术的影响。首先,作者认为明代政府选官制度上重进士出身轻杂途入仕的作法,是造成明代宫廷画院制度特色的原因之一。其次,从画家人数上分析,科举制度录取的严格,迫使不少"累试不第"的文人流入绘画的队伍中,扩大了画家人数的总量。再次,考中举人的或文人的在为官之余的绘画创作,增加了绘画作品的数量。举人和进士加入画家的行列,也提高了画家队伍的文化素质,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