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先秦青铜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

文章基于音乐考古学视角对铜陵先秦青铜乐器的类型、断代与制作展开研究。铜陵先秦时期使用的青铜乐器主要分为甬钟、句鑃及乳钉纹钟三类,其中,青铜甬钟与句鑃又可分为A、B两型,B型甬钟又可分为Ba、Bb两个亚型。铜陵青铜乐器最早可断代至春秋早期,此时已产生了较为成熟的音乐活动。铜陵先秦青铜乐器具有音乐性能优良的合瓦形结构,纹饰朴素具有吴越风格,编列以单枚为主,调音技术较于中原地区发展滞后,这些发现对于丰富学界先秦青铜乐器的研究成果,拓展地方音乐文化的研究范畴,推进音乐考古学对地方音乐历史研究的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

铜铙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较多，类型也很复杂。关于南方铜铙的年代，最早的一般断为商代，晚的为西周，也有一律断为春秋者。笔者认为，铜铙是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应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整体状况和总体规律分不开。

“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藥的关系

“樂”字的构形初义,即“藥”字。上古时期,乐舞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方式,因此也被冠名为“樂(藥)”,并在意义日益加强之后独占“樂(藥)”字,使“樂”字成为音乐之乐的单称。而原来的药物之“樂”,则另加一义符,成为后来的“藥”字。

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吴国青铜乐器铭文与季札的诗乐思想

季札观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观乐与评乐活动。自两汉开始,历来关于季札观乐就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或认为此事真实可信,但却苦于找不到令人信服之佐证;或认为此事属后人敷衍增饰,只因为坚信春秋时期的南蛮吴国不可能具备如此高水平之诗乐批评。历代学者均据传世文献展开论述,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而随着吴国青铜乐器的大量出土,解决这一千古悬案如今有了新的突破口。吴国出土青铜乐器铭文蕴含十分丰富的诗乐思想,无论从诗乐批评理论还是批评话语,皆可与季札观乐相互印证。吴国出土文献充分证明,春秋时期,吴国季札完全可能具备高超的诗乐批评水平,季札观乐应当真实可信。

甲骨文、金文所见乐器助祭试探

商周时期的求雨和祭祖仪式,常用乐器演奏来助祭,乐器演奏成为信仰与行为之间的媒介。在求雨仪式中,乐器兼具法器功能,是助巫通神的工具和手段。在祭祖仪式中,乐器演奏具有娱神、娱人、人神共乐和人神沟通的作用。

两周青铜乐器铭文的内容及语言特点

两周青铜乐器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乐器铭文记载了颇为丰富的各方面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大别为说明性内容、描写性内容、纪事性内容、目的性内容四类。说明性内容有说明某人作某器和说明作器材料两类,描写性内容有描摹乐音和描写钟的形状两类,纪事性内容主要包括赏赐、征伐、政事三方面,目的性内容包括追祭先祖、祈求福禄、娱乐神人等方面。语言表达形式上,乐器铭文既有与其他类别青铜器铭文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专属于乐器铭文的特定用语和表达形式。

唢呐艺术的渊源及音乐社会学解析

通过对唢呐历史渊源的追溯与考证,发现其产生与汉代已有的鼓吹乐具有相当的历史关联。在军乐的应用中,起初的唢呐艺术象征了来自官方的“集体威权”意识;而自宋代民间俗乐鼎盛以后,唢呐音乐逐渐融入到丰富多彩的民闻技艺表演活动中。直至今天,由于专业音乐教育和民间俗乐活动两种文化体系的保障,唢呐艺术的高度发展,呈现出了必然的态势。

论宋代铜器铸造制度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铜钱需求量大。为此,除了王安石变法期间外,宋廷一直禁止销钱铸器及买卖,并收缴民间铜器。同时,为了满足现实需要,京师与地方、寺观与民间,又要铸造铜器。其中京师的铸器机构包括后苑造作所、铸[钅写]务、文思院、军器监等,主要生产青铜礼器、兵器等。地方官府,主要铸造官用之物及用于出售的铜镜等。寺观所用的钟、铙等法器,包括向官府购买与自铸两种。民间所铸,主要是铜镜。宋廷对于官方与私人铸造铜器,在原料供应、样式、质量、价格等环节,均予以监管,包括现场监视、器物刻名、开具凭据、造册登记等。当然,受利益驱动,民间仍屡有冒犯铜禁私铸铜器者。

殷墟出土商代音乐文物综论

殷墟出土的商代音乐文物种类较多,主要有甲骨卜辞、乐器实物和乐舞道具等,这些音乐文物是商人音乐活动的遗迹,集中体现了商代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和艺术成就,是我们研究商代音乐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考古价值。

论西周青铜铭文蕴含的文化精神

铭文是西周礼制的载录,更担负着礼乐精神的确证,铭文所担负起的礼乐精神早已是作器者自觉的赋予。青铜器用于西周社会的各种礼仪场合,它所载录的铭文或记录册命,或叙述战争,或呈现诚心,或宣誓盟约,这些铭文侧重点虽然有别,但都在强调一种神圣的权力。青铜铭文蕴含着强烈的文化精神,它是神权的象征、西周礼制的固定化和符号化,体现着家族意识和历史意识。

云南青铜乐器及其滇人的乐舞意趣

云南早期本土民族的青铜器以极具地域风格的蛮荒气息与质朴形制为醒目特征,其制作及使用历史久远。尤以其中的乐器见证着先秦时期滇人的生活状貌和乐舞情趣。通过撷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器物,在考释与描述实物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印证,试图揭示古滇国乃至云南早期尚已盛行的乐舞活动的基本状态。

从铜器铭文看宗周礼乐文化

周代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奠基时期,"礼乐"文化不仅是宗周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是华夏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从"礼""乐"的古文字字形解析入手,并通过对铜器铭文资料中关于"礼""乐"用辞的考察,探讨"礼""乐"文化的本质内涵和表现特征。

乐器铭文“龢”、“協”、“鍚”、“雷”、“霝”释义

研究青铜乐器自名之修饰语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青铜乐器的用途、特征、价值等方面情况,前人较少注意及此。本文对其中的“龢”、“協”、“鍚”、“雷”、“霝”等词语进行综合考察和新的诠释, 如释“鍚”的“鍚”为形容乐音高扬等等。

“骠国献乐”所用乐器考

《新唐书·南蛮传》所载"骠国献乐"的十九种乐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骠国乐的音乐特性。本文通过对乐器的分类比较及铜鼓等问题的讨论,认为骠国乐所用乐器具有印度化与土俗性双重特性,这反映了骠国乐在印度乐影响下的变迁状况,也说明了骠国乐在本质上与印度乐有明显关联。

洛阳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述略

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历史遗存。在洛阳地区发现的青铜乐器如铜铃、钲、铙、、编甬钟、编钮钟等 ,几乎包括了青铜乐器所有的种类 ,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青铜乐器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了洛阳先秦三代青铜乐器发展的脉络和重大成就 ,显示了洛阳地区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且为青铜乐器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及特质

传统金石学研究多将金石视作整体。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却分属于不同学科，以致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多关注金文，历史学研究侧重于墓志，社会史学者偏向于碑刻。这种剖裂式研究使中国法制“镂之金石”的传承特色难以彰显。本文旨在以金石学的视角，对比金石法律文献研究之优长，考察“铭金”与“刻石”法律纪事的关联，进而揭示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的“礼制”和“公政”的特质，并以此展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别样风景。

从河南淅川下寺青铜乐器铭文看春秋楚国之诗乐思想

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很多,其中又以青铜乐器数量为最。这些青铜乐器大都铸有铭文,铭文内容包括了:祈求福禄、娱神、乐人等多种类型,且都蕴含着丰富的诗乐思想。淅川下寺青铜乐器铭文不仅体现了楚国诗乐思想的发展状况及特色,更体现着春秋时期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在诗乐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