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在村庄选举中的影响效力研究——基于甘肃省15个村庄的调查

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农村组织,除了在经济领域对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乡村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国各地正在分批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基于甘肃省15个村庄村委会选举的调研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测度农民合作社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影响效力,利用对比差距法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效力高于宗族势力,而"农民合作社+宗族"群体的加成效应使其影响效力更强,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影响村庄选举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新兴力量。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8省48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般由村委会提供,因供给严重不足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仅发挥了部分作用。以河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从信息服务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探讨了不同类型合作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全面健康发展。

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与基层善治路径

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村两级机构关系异化、村民委员会的自主性趋弱、村民原子化状态突出、农民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逐步萎缩等困境。社会资本作为重构成员关系、增进共同体利益的组织网络与规范,有利于构建顺畅的群体之间及向上的沟通机制,培育农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形成,同时能够强化农民的团体合作意识,增强群体竞争力。增强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规范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强化政府对基层治理事务的法治规约,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达致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

村两委领办型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通过对江浙两省21家村两委领办型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发现村两委干部将治理村庄的经验移植到合作社治理中,积极创新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种组织间的边界交叉、村干部角色的冲突、对村干部的选择性激励不足和村两委班子不稳定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注重监督机制的建设、强化选择性激励机制以及平衡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等建议。

风险管控、村社一体化与农村善治

全球化风险加剧,改革转型期不确定性增加,村庄内生结构性矛盾突出,以村两委为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无法应对风险社会农民多元诉求,构建新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便成为时代之需。西北地区三省的调研结果显示实现村两委与农民合作社一体化发展,能够有效解决风险社会农村的棘手问题,这是未来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组织形式,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善治。

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合理化建议——以辽宁省某村为例

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加快,农村产业向规模化发展,但同时一些原有问题也暴露出来。如农民合作社与村委会隶属关系问题、合作社自身的建设问题以及村委会和合作社管理权限和股权问题等。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农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市场逻辑下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组织化经历了由政治逻辑到市场逻辑的转变。在农业市场化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的形式也经历了从村民委员会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嬗变。通过对农民组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揭示,可以寻找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