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联取的角度辨析法律术语legal research的翻译

简单概念通过联取的方式构成复合概念,由此而成的复合概念与简单概念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却因为联取前后的概念在指称词语上存在着联系而容易被译者所忽略,从而导致误译的出现,法律术语legal research的误译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论“公职人员”对监察对象概念统合的纵深引领

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需注重“公职人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概念统合功能。在对“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等类似概念的规范解读中,注重发挥“公职人员”法律概念的制度统合力。考虑到“公职人员”概念统合的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可以依托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在强化监督的视角中探寻统合的解决思路。其一从“公职人员”概念内涵出发,统一清理现行法律中不适当表述,进而以“公职人员”分步推进统合;其二从概念外延出发,将间接利用公权力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纳入“公职人员”的外延之中,进一步推进监察全覆盖;其三则是从国内与国际反腐角度出发进行统合,有效降低与涉外反腐法治接轨的成本。

从魏晋志怪小说中的公案故事看中国法律文化

始自宋代的公案小说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类重要的题材。然而追根溯源,早在中国小说萌芽阶段的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中就已出现具有“公案”因素的诸多故事情节。志怪小说中的公案故事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政治法律问题的文学再现,既体现了当时社会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法律观念、法律心理,对特定时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法益概念的解释指导功能:方法论上的澄清

受概念思维之解释思路的影响,既有观点将法益概念的解释指导功能与目的解释方法相关联。这种方法论定位既忽视了法益概念作为可受因果性损害之客观对象的存在论面向,又狭隘地理解了罪刑规范目的之内容。应当在类型思维的解释思路下重新审视法益概念具有解释指导功能这一现象。类型思维的解释思路是以类型之“事物本质”为中间参照物的归类式判断方法。作为犯罪行为所侵害之客体,法益恰好是法益侵害说的支持者从客观违法性论的角度出发对犯罪行为类型之“事物本质”的总结。法益概念的解释指导功能是指法益作为犯罪类型之“事物本质”所发挥的帮助解释者进行归类判断的功能。这种解释指导功能是归类性的而非阐释性的、是区别于目的解释方法的实质解释方法、是具有适用范围以及适用结论上局限性的。

“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路径探究

法治教育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是一项重要工程。《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发布,为思政课中法治教育内容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教学中应遵循“大思政课”理念和育人规律,细化理解教学目标、深耕教学内容、探寻适宜教学方法、协同推进一体化建设,推进一体化建设的精准定位、螺旋式上升。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论“合同目的”的规范效应

合同情境中总有一些未必能还原到效果意思层面的内容,这就需要以"合同目的"作为法技术概念,在合同中体现效果意思以外的当事人动机层面的内容。借助"合同目的"的表达,可以推导出缔约阶段当事人所承担的行为义务及其合理性。在合同解释阶段,合同目的可以作为解释基准和引致规范,将外在价值判断以当事人意思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合同目的实现型"救济模式更符合当事人的期待,并激励交易的实现。以"合同目的"为依据,可以实现从"效果意思"到"事实性意思"的规制视角转换。

正当程序: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标准

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应当根据当前的需要通过解释加以明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可以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解释,并进行行政裁量。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审查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是通过审查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裁量来实现的,因而就可以适用正当程序标准。正当程序不仅是审查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的程序性标准,而且是实体性标准。作为实体性标准,英国主要采用正常人判断,美国采用"剥夺甲方而授予乙方"范式,我国采用当事人同意规则。正当程序不仅是法院审查的标准,而且是行政机关解释和裁量时应该坚持的标准。

生态保护红线概念辨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后,各地及各部门均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试点工作,工作中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的理解有较大分歧,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2014年我国《环境保护法》首次在立法中提出"生态保护红线",但关于"生态保护红线"概念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根据历史、文义、目的和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环境保护法》中"生态保护红线"应为狭义概念,即为维护国家生态保护安全而划定的地理区域警戒线,不直接涉及环境污染或资源利用领域。我国应当尽快制定配套法规或规章,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具体规则。

知识产权与财产法一体化构建

知识产权被归类为财产权系列。知识产权对财产法一体化构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知识产权发展了传统财产对象的范围,从"有体物"扩大为"知识";知识产权发展了民事权利形态,从"所有权"为核心扩张到"许可权"为核心,从私权利扩张到私权力;知识产权扩张了传统财产权的自治范围,从物的自治范围扩张到社会公共领域;财产法一体化构建需要整合传统财产权与知识产权法律概念的逻辑一致性。

哲学诠释学视野下的法学语境论解释

在法律解释中采取主观论还是客观论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针对这两种方法的缺限,结合哲学解释学理论,语境论应运而生。通过对法律解释的主要构成因素进行重新阐释,语境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均显明独到见解,值得借鉴。

法制现代化的概念解读

法律、法制、现代化三个概念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这就表明了认识法制现代化概念的复杂性。正确认识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是进行法制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前提 ,为此 ,解读法制现代化概念必须把握“六个统一”

合法性与法治:教义性视角下的考察

对法治理想的恰当解释要区分政治性的法治观与教义性的法治观。教义性的法治观把法律视为一种自主性的规范实践,而非政治行动的工具,因此恰当的法治理论要呈现完整的合法性主张。合法性的概念分析要区分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哈特、富勒等理论家所发展的法治观关注了合法性的判准意义,但忽视了法律与价值世界的更深关联。德沃金对解释性概念的运用,使得法律在实践中的功能同时呈现出合法性的判准意义和教义性意义。法治观念在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政治道德原则之间建立了实质关联,更具有理论吸引力。

论区域法制一体化进程中法律解释机能的发挥——基于京津冀法制一体化的分析

京津冀法制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体系化建构,主要包括法制发现的一体化、法制实施的一体化及二者的互动过程。基于立法理性主义的思维,人们往往把区域法制一体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何制定统一性规则上,在当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情势下,此种区域立法理性主义的追求可能面临着诸多困境,因而,可以放缓通过刚性立法追求法律规则一体化的进程,更多地在经验主义的指引下通过法律解释最大化探求区域内现有制度资源的潜能以实现协调发展的目标。为此,有必要结合区域发展情势形塑当前法律解释方法选择的位阶结构,并探索相关法律解释保障制度的建构。

追求整体性理想的法律解释观——以河鲈科淡水小鱼案为例

任何法律的适用,都必须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或理解)。通过河鲈科淡水小鱼案,德沃金成功地批驳了以古典解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意图论法律解释观,强调只有坚持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才能既保持稳定性又保持连续性,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我国加快法制建设进程的今天,合理地借鉴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无疑是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论行政法规范中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司法审查——基于相关案例的分析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审查成为行政审判的常态,而如何审查、如何解释及如何把握审查界限,却是行政审判的中国难题。通过分析不确定法律概念审查的困惑所在,可以明晰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属性。以中国的法律现实为背景,以行政法基本原则为法律效果,以政治价值为社会效果的判断,以法律解释为路径,可以为破解此难题提供方向和思路。

《物权法》若干概念释疑——《物权法》研究之一

对《物权法》相关概念的解释,应当立足于文义解释,结合其他解释方法探讨其意义。比如,财产"利用"包括物权性的和债权性的利用关系,《物权法》所规范的财产利用关系以及主要限于物权性的利用关系;查询物权变动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也并不限于有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对财产的"处分",应当具体分析,它可能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处分,也可能限于法律上的处分甚至仅仅是转让一项权利。

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的独到之处——基于文学的法律视角

文学是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的灵感来源。他洞察到法律与文学同属解释性概念这一范畴并因此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通过拿法律与连环小说作类比,德沃金提出法律之链这个概念工具。该概念工具提供给我们一种方法去分析法官对待法律史的方式,使我们看到法官在裁判新案件时为何必须保持与过去相一致。它形象地阐述了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和目的导向性。它使德沃金得以说明符合维度和证成维度是如何在法律解释活动中相互结合的。然而,拿法律与文学作类比这一做法也遭到诸多质疑。

对“效用侵害说”理论的本土化检讨

在刑法解释学领域,针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毁坏"内涵的"效用侵害说"正成为有力的学说;但是",效用侵害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质刑法观的解释思维路径,而这种解释思路及解释结论在根本上极易与权力联姻从而成为驭民之术,不符合初创阶段我国法治的本土现状,并且会锈蚀罪刑法定原则,从而直接摧毁中国法治的根基。对"毁坏"内涵的解释应该遵循法律语言的经验认知规律,应该能够揭示行为的破坏性之本质特征。

关于刑法中盗窃行为的概念分析

“公开盗窃”不属于盗窃行为的行为方式。在汉语语境中,盗窃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实质上是立法者与调整对象之间的交流,因此,法律中所使用的“盗窃”概念必须与其所调整的对象之间保持统一。不同语言人群之间,因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经验,所形成的概念及其语词通常会存在差异。汉语中的“盗窃”概念,在有些国家是没有的。翻译家们对于外语词汇的不精确翻译,在法学研究中不能当然地接受。刑法学家对于盗窃行为的解释,不能超越人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内容,否则不仅会阻碍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的发挥,而且也违反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