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思想,虽然备受古圣先贤的推崇,但是在帝制体系下却难觅“大同”之道。历史充分证明,“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自然观等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后,“天下为公”才得以真正地在中国社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将“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大党大国的国际责任融合在一起,政治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建设意义上的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全球治理意义上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集中体现了其发展维度和历史轨迹,使“天下为公”思想赓续不绝,始终指引着人们寻求更好的治理方式、追求大同的政治理想。

“山水”泛指万物的易学探微

“山水”常被用以泛指一切自然景象,这与《周易》立象尽意的象征观念和天人交感的“三才”思想有着微妙的关系。由于天地玄远,不可骤观,古人在天人交感的具体实践中,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逐渐以“山水”作为“天地”的象征,“山水”由此成为以天地之象统摄万物的符号媒介。

中国古代历法制定中的“验历”问题

“验历”是中国古代历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历法能否得到使用,以及对其优劣的判断,都要通过天象进行检验。在官方组织的改历过程中,往往有多家参与竞争,最终根据预测天象的准确程度来决定使用某家历法。文章以汉代至元代的历法改革为背景,探讨验历在中国历法制定中的作用,研究古代历家对验历的认识、验历活动的组织、验历的内容。验历所采取的天象经历了从气朔到日月食,再到五星运动天象的扩展,难度逐渐增加,且越来越精细,反映了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进步。验历的内容和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天象观。验历的观测和对历法疏密的判定还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统计性质,说明中国古代对天体运动的认识并非完全决定论的,为偶然发生的天象及“天人感应”的思想留有了余地。

一种综合的精神诠释学何以可能?——以中国人文学中的“感应论”为中心

诠释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视野。对于以探讨“精神”问题为依归的“精神诠释学”来说,它同样脱离不开作为“精神人文学”的研究视野,即以“天人感应”作为它诠释“性与天道”的诠释学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精神诠释学以“道—言—智—境”的方式展开其诠释学思想观念的行程。这方面,中国哲学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与实践经验。“道—言—智—境”不仅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特有的诠释学运思逻辑,它还具有先验的普遍性,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与透视以基督教神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精神诠释学类型。中国精神诠释学采取的是“由圣而神”的诠释学思想路线,而西方基督教神学诠释学走的是“由神而圣”的诠释学研究进路。虽然这两种诠释学的理论出发点与诠释思路不同,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将作为宇宙之最高终极存在的“神圣精神”作为自己诠释的最高目标。从而,中西两大精神诠释学传统终在诠释学的“终点”和“登顶处”相通与相逢。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探微

基于对《黄帝内经》和当前《黄帝内经》“和于术数”观研究成果的学习研究认为,“和于术数”观从狭义角度讲就是选择符合人体生命规律的保健方法;从广义角度讲就是人体遵循天地自然客观规律以求高质量生存发展的理念,是中医学天地人一体特性的突出表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权力与祥瑞:汉魏六朝政治中的嘉禾信仰

中国历史从不缺乏祥瑞信仰,这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自西周至魏晋六朝,嘉禾祥瑞观念经历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政治思想建构过程,并付诸具体的政治教化之中,成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瑞而治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对嘉禾祥瑞信仰的解读有助于理解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及其运转机制。

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处理好的几对重要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包含关系”厘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社会、特定共同体形式、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从“交叉关系”厘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新中国和平外交话语、世界主义、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从“对立关系”厘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单边主义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上述国际关系范式和架构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才能充分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价值和独特魅力,更好地引领国际社会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思想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交往实践的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首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其中,他们用较多篇幅阐释了“交往”的定义、背景、内容、形式和结果,详细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时期,交往促进世界历史形成、生产力发展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路径等重要作用。其当代社会意义在于:(一)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中国特色外交;(二)不断促进世界交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规范良好交往行为。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层次探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借助天的至上性和权威性,来印证道德的合理性,使儒学易于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百姓所接受。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有着严密的逻辑层次,它包含三个层面,即“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起点——“天”具备人格内涵,“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内涵——人要顺应“天”的秩序行事,“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要求——人应按照“天”的精神提升修为。

从董仲舒的“官本主义”论他的音乐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以自己的博学和智慧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成先秦儒家思想转向的一个关键人物,其音乐思想主要涉及音乐的社会功用和文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官本主义"的宗旨。

“天人感应”与古代文学

“天人感应”观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交感关系， 这种交感以阴阳、气、五行或鬼神为媒介。它起源于占星术，后世的占星、谶纬诸家及佛、 道二教都对它有所发展。我国古代神话、志怪中的天国世界、神灵系统以及妖怪幻想的形成 与“天人感应”观关系极为密切，某些文论、文学描写也深受它的影响。

关于人天依存的哲学理论思维

人与自然界亦即人天的相互依存,既有必然的科学基础,也有客观的理论依据。深入开展哲学理论思维层面上诸如唯物辩证法、人天观、时间空间观念、系统科学等各个方面关于人天依存关系的研究分析,具有重要的哲学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

异常天象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是历代天文观测的一项重要内容。象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中国古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也是以最初自发的直觉认识为开端，形成异常天象的概念，在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关于自然的理论形成以后，对异常天象的解释随之产生。此外，按照占星术理解异常天象是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的一个重要侧面。

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

以“天地人产权”为核心的广义产权理论,是“三论”(产权论、人本论、转型论)中最先探索的领域。探索过程呈四个特点:第一,探索突破: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逐步完成由“狭义产权论”到“广义产权论”的跨越性过渡;第二,求“道”非“术”:不是着眼于构建一个产权运作的技术体系,而是尝试为当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构筑一个“广义产权的理论基石”;第三,“产人耦合”:打破单向度的“孤立的产权理论研究”范式,以图把“广义产权论”与“人本经济论”融为一体,寻求一条更大社会公约数的“产权人本共进”改革之路;第四,“天人合一”:借鉴司马迁撰著《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而且为更大范围的“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立命。“广义产权论”的探索过程,从一个方面折射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权领域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下“国际德治”与“国际法治”的融合互动

当前传统国际格局正在深刻调整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步构建,全球治理规则话语博弈加剧,单一国际法治模式规制愈显乏力,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应当借鉴倡导"德法并施"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推进"国际德治"与"国际法治"融合互动,倡导国际社会协同建构"国际德治"规则理论体系,理清其核心价值、要义特征和法理基石,才能合理衡平协调各方利益及其与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之间关系。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天人关系”视域下董仲舒儒学思想的理论转向

先秦儒家过于重视伦理道德与王道教化,使儒家思想缺少终极依据支撑的合理性。董仲舒儒学从"天人关系"出发,将阴阳五行为范式的宇宙论系统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使儒学获得对自然秩序的解释权;在此基础上,他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使儒学最终成了汉朝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汉代儒学在董仲舒这里完成了儒学思想发展史上最关键的理论转向。

论新时期社会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社会交往中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网络交往和两性交往的普遍发展将对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目标的实现起重大促进作用。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现阶段的实现目标是人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