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楚辞音乐性文体特征及其相关问题——从阜阳出土楚辞汉简说起

阜阳楚辞简两残片共十个字,与通行本异文的"猗"是记音的结果,表明歌唱时泛声部位只是摹音,故字有异,这样可进一步确定楚辞是音乐文本。《招魂》的特殊结构反映了古歌舞剧的表演特征,由于表演角色的区别,音乐呈现出丰富性和曲折多变性;由于"说白"的加入,音乐表达的叙事过渡和主题引导进一步加强;由于在"些"组段落中加入"魂兮归来","招魂曲"的音乐主题旋律得到了不断深化。楚辞中"兮"被统一标志着传唱到写本的固定。以四言为主的《橘颂》与《天问》的表演形式不同,前者是"唱"的艺术,后者是"说"而不唱的文本。

洪兴祖《楚辞》解释的适度性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对《楚辞》进行解释时,就解释尺度而言,能做到既重视文本地位又践行"疏可破注",既重视训诂又兼重义理,在己之私意与文本意义之间找到了动态平衡,相比于《楚辞章句》和《楚辞集注》,解释更为适中,不失为一种合理和有效的解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楚辞》训诂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楚辞》是一部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上古文献,自汉以降一直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解诂。传统的《楚辞》训诂研究经历了汉代的初创期、宋元的发展期、明清的兴盛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然而传统的《楚辞》训诂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资料的缺失;二是现存传世文献的不可靠性;三是研究方法的缺陷。这些局限禁锢了《楚辞》训诂研究的进一步的发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资料,为《楚辞》校诂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运用新方法和新材料可以解决《楚辞》训诂中的诸多疑难问题:订正《楚辞》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以获得一个"近真"的文本;重新解读《楚辞》,以求获得一个准确的文义;有益于进一步探讨屈原的生平、仕履等疑难问题。

《楚辞·天问》“阳离”解

原始人类知道死亡但想超越之,其途径有四,其核心为死亡——复活观念。死亡——复活观念在古阿拉伯神话中,还产生了凤凰涅槃的形象。中国神话中,也有死而复生的灵禽。《天问》数句便说到了一个鸟在火中复生的神话。王逸、丁晏、闻一多、姜亮夫、黄文焕、黄拱辰、钱澄之、林云铭、蒋骥、刘梦鹏、胡文英、蒋天枢、林庚诸家对"阳离"一词各有所解。而以《山海经·海外东经》郭注及《周易·说卦》为据,"阳离"一词的真义却另有所指。

上博简《兰赋》与《楚辞》所见“未沫(沬)”合证

上博简《兰赋》中整理者释作"栽"的字当隶作"",读作"沫",指涉植物芬芳之尽。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关于《离骚》与《招魂》诗句中之"沫"、"沬",陈本礼以为旧讹"沫",游国恩先生认为"从未不从末"。笔者以为,游国恩等先生遽断"沫"非本字,恐有商榷余地,《离骚》与《招魂》所见诗句当以"未沫"为确。

王夫之《楚辞通释》研究现状述评

随着楚辞学研究的日益兴起,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逐渐受到楚辞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对前者《楚辞通释》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较高成绩。但对楚辞学者来说,《楚辞通释》的研究还有着广阔的前景。

从《楚辞》文本看其对《诗经》的继承

关于《诗经》与《楚辞》的关系,历来聚讼纷纭。产生于南方的《楚辞》是否真的受了北方中原地区《诗经》的影响,涵咏二者文本,从内容、结构、手法、风格及思想方面考察可知,《楚辞》是受《诗经》的影响并承继了《诗经》的传统的。

解释学视野观照下的《楚辞补注》体例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解释著作。洪兴祖创制并选定"补注"体来解释《楚辞》,有其必然性。它是洪兴祖针对《楚辞》文本的抒情特征和以往《楚辞》解释存在的不足,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藉解释体式的传统和经验来选择的结果。

选学骚类文献考述

《文选》研究,称为选学,其中保存着不少楚辞研究的资料,不仅可以用来校勘《楚辞》传本,而且也可以反映出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其中的异说新解,也可以提供楚辞研究的参照。这在魏晋至唐代的现存楚辞缺乏较为系统专门之书的情况下,选学骚类研究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楚辞通释》的诠释特色与其在清代的影响

清代自康熙末年起,逐渐形成了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稽古而不问今,以考据为时尚的学术风气。王船山的《楚辞通释》虽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但文字训诂只是揭示义理的手段,往往十分简略,著作的重心在于文意阐发和文本精神的揭示,表现出了"义理为体、考据为用,释评结合、发愤抒情"的诠释特色。这一特色与弥漫于清代学界的考据之风抵牾不合,故其虽造诣颇高,但在清代难以获得与其学术成就相当的学术地位,影响极为有限。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清代诗话视域下的《楚辞》阐释

清代诗话家认为《楚辞》是紧接《诗》源之流,从作家作品、《楚辞》语言、诗歌体裁等方面,阐释《楚辞》对后世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其中探讨《楚辞》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最多。《楚辞》难读更难拟,清诗话家论及读《楚辞》的方法,首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强调"直觉"与"感悟",通过自身去体悟和感知屈子心理。清诗话家以《楚辞》为"七言之祖",多引用诗歌评论《楚辞》的情感和艺术特征,解析《楚辞》语言、篇章及典故。清代诗话视域下的《楚辞》阐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楚辞学的发展风貌。

在王逸《楚辞章句》注文中挖掘屈原形象的原型

本研究属于文化史研究,研究对象是文人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就是后代人寄托于屈原的伦理、情感、审美观念的总体。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注文,将注文当做注者的著作、注者思想的载体来读解。楚辞研究中往往批判注者的"牵强附会",然而这些正是本文所珍视的研究对象。为考察漫长文化史上的变迁中的传承,而且是意识或形象这种难以测量的抽象对象,本研究尝试采取以汉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汉字"为切入点,用电子文献检索有关字群这一方式。

“楚辞”“楚词”之释义及其关联与差异

不同历史时期,“楚辞”“楚词”称谓不分,长期混淆。分析“楚辞”“楚词”之释义与流变可知其产生的关联与差异:二者从内容上说,具有一致性,即同质异名;从形式上说,古人“辞”“词”通用,汉代文体之辩以及王逸《楚辞章句》的问世,皆为二者命名各异的原因。

评王逸对《离骚》思想内容的错误解读

王逸《楚辞章句》对《离骚》的错误解读,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通篇“顺文滚解”,层次不清;二是往往偏执政治,不解诗意;三是颇多“外增赘说”“曲生碎义”。王逸偏执政治不解诗意之谬,历史久远,流毒甚广,影响恶劣。王逸产生以上错误解读,其历史背景是,两汉时期文学观念尚未明确。另外,《楚辞章句》又是“上”呈皇帝之作,目的是宣传“人臣之义”,即“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因此,他的解读就必然要以政治教条来解读《离骚》等诗篇的思想内容。

论黄文焕《楚辞听直》的注释特色

文章从训诂学的角度出发,对古代的重要《楚辞》注本之一———明代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包括它的注释体例,它的注释句意和分析句子关系的特点,它的解析段落与章法结构的特点;它的修正旧注与创立新说的特点,还指出了其注释的不足。

《楚辞·九章·惜往日》校读一则

《楚辞·九章·惜往日》"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一句,其中的"备"当读为"浮",指乘舟顺流而下,没有舟楫任其漂浮。这与前句所言的乘马无辔衔而任其自行,都是为了说明"背法度而心治"的危险而举出的生动比喻。

浅谈《两拍》中的正文训诂

训诂学研究对语言学和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资料性的价值,《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小说中的训诂教材值得整理和分析,以丰富语言学和文化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