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侦查:以信息自决权为主线

大数据侦查,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信息技术对存储于网络与计算机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从而发现犯罪线索、证据信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行为。相较于传统的侦查行为,大数据侦查经常用于立案前的线索收集,通过“情报—侦查”一体化实现更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打击,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刑事诉讼所构建的侦查行为合法性审查机制,导致传统的程序制裁模式失灵,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应引入实体制裁模式,在宪法上证立信息自决权这一新型基本权利,准确理解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以及核心领域保护等法律原则,实现对大数据侦查的有效规制。

智慧图书馆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法律容错机制

文章以ChatGPT为例,分析智慧图书馆领域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面临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提出需构建图书馆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法律容错机制,即广泛适用第一位阶的自律规则,防控技术风险;主要适用第二位阶的前置法律,规制应用风险;渐进适用第三位阶的刑事法律,轻罪优先于重罪。

数字时代基于电子数据的侦查程序问题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推动社会整体进步,提升侦查技术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犯罪的结合也给侦查机关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电子数据在案件侦办中重要性的大幅提升促使侦查机关在实践中进行实用主义的创新,也对现行刑事司法框架下的侦查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跨境取证的需求、电子取证及时性以及第三方参与侦查协助等都迫切要求侦查权实现数字化转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立法不协同导致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数字化侦查措施缺乏必要的程序法规制,致使数字“权利—权力”的二元互动不顺畅。应当以“权利—权力”再平衡为核心,重塑数字“权利—权力”的二元互动关系,探索建立数字公私合作体系来提升电子取证效率,坚持比例原则,以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均衡性为核心指导电子取证活动。

刑事侦查程序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在不断赋能犯罪侦查的同时,也对传统侦查程序提出了挑战,跨地域取证、数据及时保全、获取第三方协助等需求在侦查过程中不断增强。这些需求在实践中一方面催生出新的侦查措施,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与《刑事诉讼法》框架下传统侦查程序底层逻辑不相兼容的情况,集中体现在犯罪侦查的情报化、专属侦查权的分散化以及侦查相关性的弱化三个方面。《刑事诉讼法》对上述冲击的整体反应较为迟滞,导致实践中不断扩张的数字侦查措施缺少必要的程序法规制,进而导致侦查权层面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失衡。对此,有必要回归到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以“权力—权利”关系的数字再平衡为核心,基于公民信息权的体系化架构,合比例地重塑数字侦查程序规则。

论行政调查取证行为之合法性控制——兼评上海市闵行区的所谓“钓鱼执法”案件

行政调查取证行为须受职权法定原则与比例原则之拘束。在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过程中,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可以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自由心证规则"对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与证明效力判断,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杜绝"诱导型调查"行为的泛滥,我国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证据制度与政府财政制度的相关改革,构建遏制行政调查权力滥用的行政法制度。

监察留置措施的立法隙缺及其消解机制

留置取代“两规”彰显了法治反腐思维,较“两规”而言具有较大的法治进步意义。但是,由于留置措施立法的单一化缺陷,其在理论上与比例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有待进一步衔接;同时,监察机关在监察调查实践中也面临权力恣意或者权力萎缩的两难困境。为此,学者提出了留置措施内部控制或强制措施外部借用两种方案,试图化解留置措施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而基于法治反腐的理论需求与现实考量,监察机关宜在监察解释或实施细则中对留置措施作广义与狭义区分。广义留置具体可包括留置盘问、留置取保、留置监视以及紧急留置,狭义留置则仅指《监察法》第22条规定之情形。

论比例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困境及突破——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62条、148条及149条为参照

比例原则作为法治国的"帝王"条款,有助于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紧张关系,有助于限制公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该原则不仅在行政法领域中广泛运用,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62条、第148条及149条之规定有违比例原则的内在要求,既不利于建设法治中国,也容易对公民权利造成过度侵害,有必要予以检讨并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比例原则的内在要求予以完善。

党管干部原则运行机制的历史考察

党管干部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也是党的领导重要内容之一。其运行机制是依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地位、面临的任务而不断调节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虽然党的干部路线、政策和标准未变 ,但不同时期赋予的内涵是不同的。在干部管理体制和选拔任用方式上 ,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改革 ,在改革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

被遗忘的权利与被放纵的权力——对我国特殊侦查行为的理论解读与法律规制

特殊侦查行为需要法律的规制。我国现行特殊的侦查取证行为存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法律规制弱化的特点。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改革我国现行侦查机制,必须从我国侦查体制入手,改变无律师参与、无诉讼形态的现状,并相应地引入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

公安机关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基本法律问题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程序主要涉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法律适用包括管理、调查取证、行政强制措施等程序规定。在对流动人口的法律保障方面,我国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仍然存在着立法上的空白和限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执法理念在于警察调查权与流动人口基本权益的平衡。因此,针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对其基本理念、范畴和职能定位的系统梳理显得尤为重要。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调查领域的适用

我国现有的行政调查方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有效地保护公民权利,应当将比例原则引入行政调查领域,明确行政调查方式的选择以实现行政目的为限,尽量减少对公民权利的不利影响。

论卧底侦查程序法原则

运用理论分析、比较的方法将法治国的一些重大原则运用于卧底侦查,试图实现对卧底侦查的程序性控制。分析认为,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对付重大犯罪原则、司法令状原则及个案正义原则可从事前、事中与事后角度实现对卧底侦查的静态与动态的双重控制。

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查阅权的边界探讨与规范建构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是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开展合规有效性评价的重要基础,但现行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查阅权的规定有较大差异,既未厘清其性质,又没有阐明获取文件资料的方式,还存在查阅范围过于宽泛、查阅的时间和地点未作规定等问题。因此,从企业合规规范性探索视角出发,应当明确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享有通过查阅、摘抄、复制、调查、审计等方式获取相关文件资料的权利;应当细化查阅规定,划定查阅权的边界,以充分发挥第三方机制的监督评估作用,实现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评价;行使查阅权的范围、时间与地点应遵循相称性原则,促成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的职权行使和企业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过程容易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西方国家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使得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基于规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必须重塑我国的侦查制约机制。

基于演化博弈的数据收益权分配机制设计

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数据难以完全交割、数据产权公平划分困难、个人与企业博弈中企业占优等问题,文中首先提出了数据收益权概念,以摆脱传统产权概念的束缚,进而使数据交易制度更好地适应数据市场的一般特点;然后引用经济学的演化博弈分析,将数据收益的直接分配问题转化为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相互试错,发掘不同条件下的趋近于收敛的群体优势策略,实现了分配的公平性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最后引入法学中权利权衡的比例原则,使司法审判可计算、可编程、可调控。算法分析和仿真实验证明,在现实条件下,该博弈框架能良好地实现市场均衡,并发现不同W ij条件下均衡的收敛特征和收敛速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量化分析工具,是计算法学的重要实践。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

侦查不公开原则的实践展开——以法益权衡理论为视角

侦查不公开是各国侦查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具有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双重功效。然而,司法实践中,侦查不公开原则屡遭诟病。如何破解侦查不公开原则面临的实践困境成为当下难题。将刑法中法益权衡理论引入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益权衡的视角下深入研究侦查不公开原则及其例外,对于完善侦查不公开原则大有裨益。

大数据侦查中的信息隐私权保护

大数据时代,犯罪控制与信息隐私保护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大数据侦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和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大数据侦查外部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带来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困境,包括大数据侦查法律定位模糊和侦查控权的“内卷化”;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内嵌于大数据侦查自身行动逻辑和运行规律中无法自我消解的隐私难题,包括个人信息数据处理的“开放性”和侦查要素外延的“扩张性”。要实现大数据侦查视域下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就应当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定位及建立递进式审查标准,实现规制程序的诉讼化改造,确立私主体参与侦查的分级授权和过程性监督,建立实质性信息隐私权保护衡量标准。

《税收征管法》修订视角下网络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的完善

网络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本质上为税法上的税收协助义务,具有补充性特点,不宜承担主动发现税收违法风险并上报的义务。从履行主体、履行客体和纳税人信息权保护三个方面对网络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其主要存在履行主体过于笼统、涉税信息重复报送、报送范围不够明确、缺少程序性约束、纳税人知情权和修改权未予以保障等问题。在履行主体方面,应建立涉税信息报送的豁免机制,实行差异性管理。在履行客体方面,应符合比例性要求,采取正面清单模式,通过建立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报送。在纳税人信息权保护方面,应建立涉税信息报送审核程序,扩充纳税人的知情权、明确纳税人的修改权并确立对涉税信息流动的全流程保护原则。

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规范化研究--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依据现有刑事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是一种法定证据类型,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阶段具有电子数据初查权。在初查阶段,侦查机关只能采取任意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不能使用强制侦查措施。但由于程序规范上的失位、措施运用不当等原因,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收集呈现出立法衔接不畅、类型界限不清、收集方式笼统等问题。追本溯源,应归因于目的与手段的比例失衡。基于比例原则的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相关要求,应从明确初查程序法律地位的妥当性、明确初查中任意侦查措施的必要性以及调查核实权益保护的均衡性等方面促进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