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hina＇s Fiscal Policy Contributes to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his paper （1） discusses how the two indicators used in official statistics of China, namely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the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reflect changes in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2） analyzes the growth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change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3） explains how fiscal policy impacts the growth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analyzes in detail the impacts of the two rounds of contractionary fiscal policy, two rounds of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and one round of neutral fiscal policy on China＇ 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growth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using full and accurate data.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China＇ 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s direct and obvious, yet sometimes too drastic. In the future, fiscal policy should be used in alignment with other economic policies with appropriate intensity and timing so that it will help stabilize the growth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质量偏向与资本利用率

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经济效果的分析,除了研判投资促进效应外,还应关注投资的质量偏向和资本利用率变动,这是新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精准施策的关键。对此,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重点探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效应和机制路径。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并未显著改善资本利用率,尽管政策实施促进了投资和研发投入增长,但对营业收入的改善不显著,揭示出政策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新增投资对现有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边际提升有限。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密集度高、固定资产结构偏向长期限以及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资本利用率受政策实施的反向影响显著。而基于行业领域分组回归的结果揭示出,政策实施对纺织领域企业资本利用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数字化基础设施业和汽车领域企业的资本利用率影响不显著。对此,文章从行业领域发展特征和经济事实出发,探讨对应的差别化资本利用率影响机制。这一研究丰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资本利用率的研究领域,对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经济增长中合理投资率的确定

本文针对我国高的投资率和低的消费率问题,建立了一个确定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合理投资率模型,并用该模型估算了我国合理的投资率及相应的消费率。分析表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投资率高低取决于经济自然增长率和技术上可行的投资生产率,但主要取决于后者。由于不同经济组织具有不同的投资生产率,估算结果表明,更高效率的个体、外资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提高,会内在要求投资率下降,收敛于18%—25%区间内。在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下,合理投资率或储蓄率不应该超过32.4%,相应地,消费率不应低于67.6%。

公众预期、需求冲击与通货膨胀——兼论通胀持久性的地区差异

本文基于具有微观基础的混合式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利用1985-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预期因素、需求冲击及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过程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无论是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对当期通货膨胀都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作为需求冲击的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以及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都具有正向拉动作用。从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地区差异上看,西部地区的通胀持续性最长,中部最短。

资本形成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说明资本形成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关系,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Eviews计量分析软件,对GDP的增幅、存贷款利率、居民储蓄率、投资流向、财政收入与支出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效果不明显。

宏观投资核算的类型及其改进——兼与微观投资的比较

本文简要分析了微观投资的类型,并从对象、主体等角度对宏观投资进行类型化分析,指出宏观投资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策略。以此为基础,本文比较了两类投资的差异,指出微观投资可以是存量,也可以是流量;宏观投资一般是流量,也可以用宏观投资存量表示存量。因此,只有微观流量对应宏观流量,微观存量对应宏观存量,才能实现两类投资的转换。

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所得税负与固定资产投资——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但投资效果却不尽人意。税收作为影响资本使用成本及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根据所建立的固定资产投资课税模型,测算出我国2002-2016年制造业全国和分省的资本使用成本与所得税实际税率,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虽明显降低了制造业资本的使用成本和承担的所得税负,但总体上税负仍然偏高。为此,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得出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呈倒U型的结论,临界点是8.108%。低于此点,每增加1%的资本成本,投资增加0.1987%;超过此点,每增加1%的资本成本,投资减少0.0789%。同时,制造业资本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与投资呈线性关系,每增加1%的实际税率,投资减少0.1584%。由于现行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除个别省份如甘肃外)超过了临界点,因此,未来还应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继续降低制造业资本承担的所得税负和资本使用成本以鼓励企业投资,为实现“制造强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转型期中国投资率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实证分析表明,转型期中国投资率偏高且波动明显,因此,要健全政府投资决策和项目法人约束机制,严格实施市场准入标准,控制信贷风险合理引导消费,从而保持适度的投资率。

中国城市发展的经济背景

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原因很多。有政治体制原因,历史社会原因,也有经济结构原因。在经济结构方面,主要是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过高,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结果是最终消费比重过低,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

1990～2004年省外在青固定资产投资额测算

本文运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对1990年至2004年间省外在青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中央、外省及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在青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进行了测算。认为近年来,外省在青投资之所以猛增,是西部大开发的产物。

福建省投资率变动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福建省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问题,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投资率与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轨迹、投资构成以及投资率的影响因素,从实际和理论上分析了福建省投资率持续上升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产出率的不断下降以及某些行业或部门投资的迅速扩张是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民间投资也成为近年来推动投资率上升的重要源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与趋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备受关注。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利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解释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11年下降的原因。此外,通过出口与投资相互促进的关系,比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出口额占全球比例的情况;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比例的情形;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优化外汇储备的作用,综合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保持增长趋势的结论。

俄罗斯、波兰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核算方法研究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了俄罗斯和波兰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原则、统计方法、统计范围和统计信息发布等内容,认真梳理了两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核算的标准、原则和方法。借鉴两国经验,对我国开展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投入产出视角下的江苏产业资本投资效益研究

优化资本配置、提升投资效益是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利用江苏2002、2007、2012以及2017年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并估算江苏42个部门的行业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投资诱发系数以及投资贡献率,此外对制造业、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仍然是江苏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行业投资贡献率排名居前;重化、能源等传统基础性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辐射和制约的双重属性。

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演化路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由投资主导转变为创新驱动。由于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西部地区仍将保持高于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要求西部地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为此,我们对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路径进行演化分析,发现改善西部资本回报率需要提升技术贡献,转变投资偏好。

资本形成效率探究

基于"投资—资本—产出"的经济学逻辑,本文提出资本形成效率的概念,即单位投资形成的资本的比例。经过调整和计算,我们发现中国的资本形成效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93%下降到2010年的77%。我们进而分析了导致资本形成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在对全国31个省份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我们发现民营经济投资比重是影响资本形成效率的显著负向因素。其原因是民营企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交易成本较高,投资产生了损耗,没有足额形成资本。因此,本文认为应大力加强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减少政策歧视和制度壁垒,有效惩治腐败,精简行政审批,并建立相应法治保障。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投资率问题

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明显高于GDP增速,但投资率基本稳定。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源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统计差异的日益扩大。本文分析了二者日益扩大的差异原因,并发现2012～2014年,大约只有18%的差异来自二者统计口径的不同。中国投资率统计的可靠性取决于固定资本形成的可靠性,而对中国投资率真实水平的判断关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例如,以不变价计,2012～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按GDP核算原则调整后的投资率已逼近60%,由官方数据计算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已接近7。面对这种低效投资,中国恐怕就不得不下调投资增速。反之,如果中国投资率真如官方数字所显示的,稳定在47%左右的水平上,则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的可行性就不能完全排除。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统计的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中国国民收入统计的可信性。本文认为,中国投资率过高导致了投资效率过低。完善投资及整个GDP统计,调整投资增速降低投资率,提高投资效率刻不容缓。

内蒙古自治区资本存量K的估算

在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对资本存量K的估算。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测，但由于在方法和细节处理上的差异，从而造成估算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距。对于我国民族地区而言，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因而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则更加困难。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统计资料，对内蒙古1952-2003年间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以弥补相关文献空缺。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资本存量测度

运用永续盘存法,对2001-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各城市资本存量增速较快,其中广西、贵州、内蒙古、山西等内陆省份的城市普遍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基于省会城市计算的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资本—产出比均呈现上升趋势,整体的资本产出效率在不断下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资本—产出比差距不断扩大,资本产出效率劣势明显。与以往研究相比,测算了在全市范围内的资本存量,重点修正了部分地级市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导致的统计误差,保证了数据前后的一致性和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缺口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数据,并对二者偏离度较大的安徽省相关指标进行测算,研究认为近年来虽然我国统计监管逐步加强,投资统计制度进一步完善,但由于存在各种主客观原因,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仍存在一定误差,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也存在偏离现象。本文建议:一是要慎重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作为相关经济金融决策的参考依据;二是进一步加快投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进度;三是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内涵增长;四是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使其更能反映固定资本形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