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言与白话的抵牾——以1932年清华大学“对对子”事件为例

1932年夏,陈寅恪代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因考察的题型有“对对子”而引起社会广泛的论争。文中以“对对子”事件为研究对象,围绕着读者与陈寅恪的论辩展开。“对对子”事件反映了接受中学课程标准教学、了解普通性的基本原理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学样式、凸显中国语言特色举措的对立,实质上是文言与白话的抵牾。而文言与白话之争关涉到的“死与活”“新与旧”等问题,其根本是白话文运动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博弈的缩影。今天重新审视这场风波,我们应重视“精神之学问”,对西方的文化持以审慎的态度;也应推崇文化多元论,主张兼收并蓄,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弘扬好本民族的、灿烂的传统文化。

《祖堂集》双宾句研究

《祖堂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禅宗史著作,是晚唐五代白话文献的典型代表。根据谓语动词的语义特点,《祖堂集》的双宾句分为动作类(给予类、取得类)和言语类(问告类、称呼类)。其特点主要有:在形式上,双宾句中介词“于”逐步脱落;在语义上,问告类数量最多而给予类较少;在成分的使用上,双宾语更为明晰,且带有禅宗色彩,双宾结构的句法功能更为多样。《祖堂集》处于汉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折时期,其双宾句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表现为:文言双宾句式微,白话双宾句占据主导地位,开启了白话文献双宾句式的新篇章;双宾语的语义更为具体,间接宾语趋简而直接宾语趋繁,这为现代汉语双宾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祖堂集》中双宾句与几个介宾结构并存共现,表明中古汉语的句式表达开始丰富多样,这为现代汉语的句法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中英文测试材料对正常青年人可接受噪声级影响的研究

目的用难易程度不同的中文测试材料和英文测试材料进行可接受噪声级(acceptable noise level,ANL)测试,探讨不同测试材料对ANL测试的影响,为汉语普通话测试材料的研发提供参考。方法编制出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对54例听力正常青年人进行ANL测试,分别获得最舒适响度级(most comfortable loudness,MCL)和最大背景噪声级(background noise level,BNL),根据ANL=MCL-BNL计算出ANL值,对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ANL相关性,MCL、BNL与ANL的相关性及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与英文ANL的相关性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分别为2.61±3.65、1.85±3.69、0.31±3.71dB,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文与英文、文言文与英文的ANL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均为P<0.05);但三者间ANL值的差值仅为0.76、2.3和1.54dB,均<3dB,无临床意义。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文与英文和文言文与英文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均呈现明显的相关趋势,r值分别为0.83、0.81和0.86(P<0.05)。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MCL与ANL均无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11、-0.07和-0.08(均为P>0.05),BNL和ANL均存在负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61、-0.54和-0.56(均为P<0.05)。英语理解能力、英语表达能力与英文ANL值均无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04和-0.03(均为P>0.05)。结论汉语测试材料的难易程度对ANL值无影响;中文和英文测试材料对ANL值也无影响;受试者对英文的熟悉程度与ANL值无相关性;受试者接受背景噪声的能力越强,其ANL值越小;编制标准的汉语普通话ANL测试材料时需谨慎考虑测试材料的难易程度。

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

汉语文白的转型适应了表达现代思想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为构建现代汉语奠定了基础。文白的转型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多方面。汉语自身发展的趋势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导致了汉语文白的转型。

论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

汉语词汇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至于为什么变,怎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大致上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的互动共存与整合融和。汉语的文白转型广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的价值取向。

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史论关系,为治史必须面对却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此事因缘于清季以来史料与史学的区分,并由民国时期史料与史观的纷争而日益凸显。文言改白话,造成著史和读史时引文与行文的进一步分离,使得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更加隔膜。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论关系经过持续争论,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响,治史日渐重视说理,相对忽视叙事,举证为据的办法,往往脱离材料的时空位置及联系,用后出外来的架构系统条理裁量史事,把后人的认识当成历史的事实。应当努力从倾听历史的原声中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视引文行文为一体,呈现历史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近现代文白之争及其反思

近现代的文白之争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就语言发展的方向来看,近代文白之争的对错是容易判定的;而就其所牵涉到的文化、民族传统和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等方面看,其对错又不是截然分明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运动中的革新与守旧两派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

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既有各地言与言(口语与口语)的歧异,又有古今言与文(口语与书面语)的歧异。秦汉后不断增加的方俗口语成分逐步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而并峙的反映实际口语发展的古白话。古白话由微而显,吸收了文言、口语和方言中大量有生命的语言成分,大致经历了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中夹白期、唐宋元的半文半白期和明清的文白此消彼长期,总倾向是向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使用的通语靠拢,终由以文为主到以白为主,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而取代文言文形成了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由东周洛邑语演变为现代汉语既有文白的古今演变,又有南北方言与通语的相融互补,不仅是汉语自身发展的必然,而且由实录口语到主动立意以白话撰述更蕴含有人们的价值取向。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语言接触与汉语文白转型探论

汉语的文白转型既是自身发展的趋势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接触的影响和推动。南染吴越与北杂夷虏的语言接触客观上使白话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沟通的应用语体,推动了汉语文白此消彼长的转化。汉语与印欧语言及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导致了汉语的两次欧化,尤其是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欧化可以说是文白转型的一个重要外因,促成了汉语文白消长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晚清民初:鲁迅汉语实践的“四重奏”

晚清民初,鲁迅的汉语实践表现为"四重奏"。《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准白话译述,初步显示鲁迅把握白话的能力,同时也显示出白话与文言、汉语欧化的纠结。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域外小说集》中文言短篇的翻译,使得鲁迅形成"语言之伪"的观念。短篇小说《怀旧》的创作以及他的文言书写,表明鲁迅操控文言的自如状态,同时也表明白话在文言中的发芽。辑录校勘古籍,提升鲁迅精确地把握汉字韧性的能力,还影响着鲁迅后来文本形态的结构。这些语言实践,为鲁迅创作白话小说准备了必需的东西。

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

在言文合一过程中,胡适等人的倡导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仅是"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在古今语言文白演变临界点上,至少有"六路军马"发挥了大小不等的作用:一是一千多年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活水源流;二是19、20世纪之交的白话报刊与演说潮的推助;三是晚清以降多种拼音文字方案与"引南就北"的国语统一运动的促成;四是当时政府发布教科书由文言改为语体文的政令;五是教会白话《圣经》的翻译及其文学因素的可参照性;六是《新青年》的大力倡导及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著译对新的词汇与精密语法的输入所起的榜样作用。这一切汇流成一个演变的临界点,使现代白话文基本定型。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及其经典化问题

1920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北平主编的《白话文范》第一册中收录了二十篇新文学作品,即沈仲九写的一篇小说、刘半农等人写的三篇小品文、胡适写的一篇传记文学、梁启超等人写的六篇杂文、梁启超等人写的九篇随笔。经认真考辨,它们是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21世纪,梁启超的三篇作品重新出现在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中。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过程即其经典化过程。这二十篇新文学作品经人们近百年时间的筛选后,虽然只有梁启超的三篇作品流传下来,成为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但它们经教育界认可和传播后,在确立新文学合法地位、开启新文学经典化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讲史平话的语言特征

宋元讲史平话一直被认为是讲史的话本。其实 ,平话是一种在民间口头文学和传统著述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边缘性文体。从现存平话语言特征中可见平话中白话和文言混用的现象及其形成原因 ,这种边缘性特点的形成 ,主要是由平话的加工整理者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

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的中间派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是文学革命新旧思想交锋的聚焦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主要论争的派别之间还存在着中间派。不同于保守派的文言立场或者以文言改造白话的文言本位立场,他们总体上站在白话本位的立场,又能客观看待文言,认同文言的优点,与激进派在"文白"论争中的观点有所区别。根据他们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及变化过程,中间派分为渐进派和改良派两种。渐进派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部分认可,再到主动尝试白话创作的转变过程。他们最终认同白话的价值,但反对废除文言。改良派始终站在白话的立场一方,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白话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支持对白话进行改良,又主张借鉴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

新文学的先声:中晚清诗“白话文言”与叙事传统

清代诗歌"白话文言"之新变,开启了近代诗学的进程。这一新变,向前可追溯到袁枚,而在黄遵宪、梁启超等新派诗那里达到高潮,并影响到"五四"白话诗。从袁枚到黄遵宪,诗语新变由自觉而深化,既因他们具有反传统的新思想,也因叙事之助力。叙事传统立足现实和民间,在语言系统、思想和美学趣味上,天然接近新派诗。中晚清诗歌叙事勃兴,又使作诗不必依赖典籍,自有丰满、充实之内容,且新时代、新事物,也无典籍可凭依,遂使"我手写我口"成为可能和必须,这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白话文言"之新变。"五四"是"白话文言"演变的一个现实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新文学的终点。新文学、现代汉语新诗,仍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探索。

从传统到现代的衍变——文言白话转型论

汉语特有的发展特点,造成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书面语中的文言因其脱离口语而日益向"雅"与"保守性"方向发展。语言发展的趋势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文言与白话的转变,是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重大变动,这一文白转型,表面上看似汉语内部的一种语言选择与嬗变,实际上是关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民族思维言说方式的一种质变。

部分学术论著语言文言化倾向忧思

目前,在我国某些研究领域的部分学术论著中,出现了滥用文言的现象。写作语言文言化是一股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复古逆流。这股文言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会对青少年的现代汉语写作和学习会造成复古倒退的误导;不利于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不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不利于学术事业的普及和推广;不利于法定的国家通用语———普通话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