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合法性视角下后发企业标准赶超过程机制

标准赶超是后发企业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企业标准赶超的过程机制关注不够。基于合法性视角,对华为5G项目开展纵向单案例分析,探索其标准赶超过程机制。结果发现,当有效性线索缺乏时,后发企业基于主动型合法性判断的认知指导,通过塑造机制创造差异化合法性,实现技术突破,从而为标准蓄能;当有效性来源充足时,后发企业基于被动型合法性判断的认知指导,通过同形机制获得一致性合法性,使其技术提案被纳入国际标准,实现标准并跑;当外部有效性波动时,在主动型、被动型相结合的合法性判断指导下,后发企业通过扩散机制获得“和而不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标准引领。

治安案件中的正当防卫认定

正当防卫是公民对不法侵害进行自我救济的法定权利,我国民事和刑事领域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治安执法领域,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的执法难点。在治安案件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发挥其及时保障被侵害人合法权益、有效震慑违法人员、伸张社会正义的功效,对于当前治安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客观与理性：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念建构

错案追究制最先开始适用于法院系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以及中央政法机关的文件都明确了错案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明确的"错案"标准和制度规范、责任追究基本上是在本系统内部进行、责任追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司法规律。科学构建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需要正确把握"错案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启动程序、切实遵循司法规律、确保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

以法官独立为轴心的协作型统一法律适用之路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于2020年形成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制度体系对于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的“类案不同判”问题,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保证司法公正和公信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手段的统一司法并不等同于作为目的的公正司法,两者当前的冲突围绕着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并显著辐射到与该主体相关的类案制度、司法责任制度、回避制度。针对上述问题构建的本土解决方案不能畸重统一法律适用或个别法律适用中的任何一方,而应当通过对审判风险承担主体的区分、法院科层制的改善、审判资源综合利用方式的改革等,确立法官独立在协作型统一法律适用进路中的轴心地位;通过对类案背离理念的肯定、区分技术的推广、类案网络平台的深化建设等,综合提高法官个体判断与类案制度运行的科学性;通过对审判委员会与法官司法责任的划分、回避制度的完善,维护统一法律适用工作的公正性。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作为一个新兴的诉讼程序,试点工作已开展近两年时间,但对于该程序在适用过程中到底采用何种证明标准至今尚无明确定论,而基于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对证明标准的传统理解又显然不适应该程序的运行,因而需要开辟证明标准的第三条路径。当前刑事诉讼主要有对抗性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模式以及协商性司法模式,各模式对程序中证明标准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只有协商性司法模式的理念能够与该程序的特点形成契合。同时,在证明标准的构建过程中,综合考虑各因素,形成层级化的体系标准是该程序在未来发展的趋势。

自诉与公诉案件合并和分立审理的判断标准

对具有牵连关系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立审理,应确立一个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包含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同一,主体是否单一,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处理时间、空间是否一致等内容。

刑事错案预防与侦查能力的提升

当前刑事错案研究多立足于法院审判环节,而侦查语境下的研究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接近正义"之司法理念指引下,可以侦查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刑事错案的概念,明确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及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刑事错案的长效预防机制:完善侦查措施,规范侦查行为,建立错案应对常态化机制,组建刑事错案审查机构,促进侦查能力的提升。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2010年7月生效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死刑案件确立了较之普通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这是由死刑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里的死刑案件应该是指最终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既是死刑案件定罪的标准,也是死刑案件量刑的标准。由该《规定》所确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已是一种定格的证明标准,这一标准的适用不会造成普通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下降。

论法官的解释

以往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基本上是界定在有权解释的立场上,而很少谈论尤其是承认法官解释。法律解释的转向即法律解释从机关解释向法官解释的转型,使得我们认识到法官解释的重要性。恰恰是法官解释的存在,使得法律所承载的社会正义观念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类案裁判的适法标准和规范机制研究

类案裁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克服“类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参考西方区别技术理论的类案识别方法论,即“类案识别三步法”是类案识别的初步机制,类案裁判标准化建设以类比论证为基础,以“类案识别思维导图”为具体实现路径。“预防—识别—发现—决策—反馈—纠正全流程机制”系实现类案裁判规范化的依托机制。“智慧法院”信息化建设则是类案裁判规范化、标准化的技术保障。探索构建全国法院类案大数据统一平台势在必行。

类案同判的证成逻辑与进路

司法裁判中的类案同判因其在维护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法的统一性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以类比推理的论证方法为主导、演绎推理为补充检验的论证思路,兼顾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这两个司法裁判中的构成性义务,以待决案例和先例中的基本事实和法律问题为基础,进行相似性判断,以尊重“法”的权威性为前提,针对个案进行“法”的价值判断,最终形成类案同判的证成标准和逻辑。目前学界对类案同判的证成标准尚存在诸多争议,需要通过健全大数据时代的裁判思维,完善类案检索等制度,全面推进智慧司法建设等有效途径来保障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类案不同判”的失语和破局——以理性行为人的需求动机为视角

当前,各级人民法院之间“类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基于我国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审级监督关系,上级法院的裁判尺度对下级法院案件的审判工作具有直接影响,上级法院“类案不同判”会对司法公信力产生极大侵蚀力。现有的制度设计更多依赖于上级法院主动监督发现自身“类案不同判”问题,下级法院对该问题并不具备实质话语权。实践中,上级法院缺乏主动纠正问题的内生动力,导致“类案不同判”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决。通过借鉴防错机制,建立联通四级法院的“类案不同判”监督机制,可以为对上级法院“类案不同判”问题最具痛感的下级法院畅通监督规制的通道,有利于督促上级法院及时纠正“类案不同判”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涉网公益诉讼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路径探索——以案例研判为分析视角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涉案领域多与网络有关。随着立法不断完善、司法实践不断探索以及对典型案例的深入挖掘,涉网公益诉讼聚焦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健康权益保护和消费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可避免因公益保护目标泛化导致的受案范围扩大化、模糊化问题,并促进检察机关在搜集线索、调查取证、提出检察建议方面规范执法并不断创新。

检察机关办案视角下刑事类案的认定和参照参考

类案同判是当前案件量激增和公平正义需求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认定类案是类案同判的前提,认定类案的关键在于发现争议问题,发现争议问题除了个体经年的司法经验外,还可以借助检索工具、归纳方法等提升该能力。通过争议问题寻找类案并进行规范性参照参考,是在办案中实现类案同判的路径。为提升认定类案和参照参考类案的效率,可从建设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性案例数据库、借鉴有益经验和规范类案检索和参照参考步骤等方面着手,切实提高办案质效。

忻元龙绑架案: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高检指导性案例的个案研究

忻元龙绑架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涉及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问题。本文在忻元龙绑架案的官方文本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据判断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同时又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考察内容之一。以上两者是总的证明标准和具体的证明规则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确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重要指数。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高于普通案件,对此在法律上并无规定,而在理论上则存在争议。从死刑的严厉性以及死刑错判难纠的性质考虑,还是应当对死刑案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只有在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死刑的量刑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如果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则不应当判处留有余地的死缓。否则,就会造成死刑的冤假错案。忻元龙绑架案虽然存在个别疑点,但这些疑点是可以排除的,二审法院据此适用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并不妥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应当避免的是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情况下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

宪法学视野中的胚胎权属纷争——以“无锡冷冻胚胎监管与处置权纠纷案”为例

"无锡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是全国首例进入司法程序的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这种疑难案件中的价值评判、利益权衡和法律解释等问题,仅从部门法角度讨论尚嫌不足,同时还应置于宪法的指引之下进行理论分析。关于体外胚胎的法律属性,法学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学说:主体说、客体说和中间说。法院终审判决与中间说最为接近。但是,法院终审判决并未真正解决冷冻胚胎权属问题后隐藏着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的冲突。而从宪法学角度看,与冷冻胚胎及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人身权益,完全可以纳入宪法规范保护范围中,其后再依照比例原则,划定在辅助生殖技术领域中政府管制的适当界限,并在将不同代孕形式归入不同生活领域后,分别设定与之相对应的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