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的公安实践与反思——以浙江地区为例

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改变了以往的线下协同办案模式,以无纸化、智能化等优势为刑事诉讼活动注入了新活力。2018年始,浙江省启动了一体化协同办案试点工作。几年来,该地的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相关经验。但是,该办案模式仍存在保障支撑不足、部分公安民警思想认识不到位,公安办案系统功能不够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提升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措施,提高思想站位、提升公安机关执法数字化水平,推进公安执法办案系统迭代升级等措施来进一步优化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

论刑事诉讼法侦查讯问规制位次的调整

按照实施先后顺序对主要侦查措施进行规制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常规做法。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实施者,在侦查初期常常并不确定。因此,作为以犯罪嫌疑人为工作对象的侦查讯问行为本不应该出现在侦查工作初期,然而,刑事诉讼法却将其作为首个侦查措施进行了规制。学界认为此举不够合理并将其归因于“口供中心主义”。深入解析此现象及“口供中心主义”背后的因素可知:审讯工作在刑事公诉程序中的先导性和重要性,侦查讯问行为在侦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治理刑讯逼供顽瘴痼疾的迫切性,等等,是刑事诉讼立法如此安排的现实原因。但是,侦查讯问与审判讯问工作的显著差异性,侦查人员通过侦查讯问破案、结案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刑讯逼供不再成为侦查工作顽疾的现实性,均使得侦查讯问作为第一侦查行为的规定位次应该调整。破解“口供中心主义”,必须基于现代侦查实践,根据实现侦查工作任务的立案、破案、结案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侦查讯问在侦查措施体系中的位置,它应在“通缉”之后,“侦查终结”之前。

合规视域下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法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然而,公职单位监察缺位、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缺乏专门性规定等问题,造成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混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单位犯罪进行系统性分类,依据单位与自然人意志分离的归责理论,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责任分割及分案处理,厘清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边界。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目标,应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针对非系统性单位职务犯罪,宜单独确立单位行政级别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立案管辖原则,并在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基础上与检察机关实现有效衔接,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监察调查程序,推动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军事域外刑事管辖的国内法规则完善

为了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贡献力量,中国军事力量需要遂行联演、维和、反恐、救援及护航等海外军事行动。在“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涉海外军事行动的刑事管辖规则却不足以适应这一国防工程的开展,在管辖对象范围、专门管辖及地域管辖等多个方面尚存缺陷,亟待改进。为了适应海外军事行动中的刑事管辖特点,有两种修缮方案可供参考:方案一是在现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保留《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这两个核心规则在海外军事行动领域的适用;方案二则是通过构建新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单独规定涉海外军事行动的刑事管辖问题。

网络犯罪牵连管辖规则之检视

当前网络犯罪并案处理泛化引发管辖争议,将牵连案件类型化为案件内部的牵连、衍生牵连、牵连之再牵连、构成要素牵连,能够为新型网络犯罪案件的并案提供法理依据。从最密切联系原则出发,应当明确牵连案件由主要犯罪地合并管辖并通过信息技术及时确定主要犯罪地,将并案范围控制在查明核心案件全部事实所必需的合理限度内。在“可以”型宽松立法模式之下,应当确立强制并案侦查与案件移送规则,并通过检察机关同步监督、法院最终审查确保网络犯罪牵连管辖的规范适用。

论人格在定罪中的运用

刑法上的人格特指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对立态度,它是认定犯罪的内在根据。在人格影响定罪问题上,现有的"否定论"、"出罪论"和"法定论"观点都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外部行为是人格的现实化,除涉案行为外,人格的载体还包括案前和案后的表现。行为人的对立人格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是一切犯罪成立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当涉案行为处于立案标准的边缘时,案前、案后表现等情节就可能使得对行为人的整体人格态度评价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发挥人格在出、入罪方面的双向功能。要保障人格的此种功能得到有效落实,除了要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外,还应当设立一定的限权机制。

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

刑事立案前的初查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初查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实践中导致了许多问题。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初查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初查实质上就是侦查性质的调查活动,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范畴;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取消立案的独立性,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初查制度,以同理论和实践相吻合。

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法律监督。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实行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诉讼监督体系。立法规定的欠缺和实务中的不规范,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难以落实,刑事个案的立案监督流于形式。进一步厘清和准确认识刑事立案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立案监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刑事案件管辖的合理模式——从实践探索看改革前景

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试点改革已在北京、上海展开。当前的试点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跨区划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和管辖制度都已具雏形。但是,从试点改革反映的情况看,刑事案件管辖的制度设计目前存在受案范围较窄、未能完整体现四中全会决定确立的改革目标、管辖机制运转不甚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源自试点改革规划中机关地位与建制不明、立法授权缺失以及各诉讼机关关系未理顺等深层次原因。要进一步深化跨区划检察院改革,建立合理的刑事管辖制度,应当在试点改革阶段针对深层的体制性局限进行突破。

论初查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初查在刑事立案前被广泛运用,但刑事诉讼法对初查没有规定,导致初查的法律地位非常尴尬,初查工作引起诸多质疑。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初查,并借鉴法国、意大利对初查的规定,把初查、立案放在侦查程序中,取消立案的独立阶段,同时提高立案的标准,避免不当追诉。

刑事立案监督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立案监督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一项重要监督权力。但目前立案监督立法存在监督对象不全、范围狭窄、手段乏力、具体监督部门不明等问题。加强刑事诉讼立案监督对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加强人权的保障以及避免权力的滥用都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为此,应从扩大监督对象、拓宽监督内容、强化监督措施、组建专门监督部门等方面完善立案监督的相关规定。

刑事卷证与技术审判

从证据手段在审判中的运用来看,以卷证为基础的欧陆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审判可以界定为一种技术审判,而英美以口证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审判大致属于一种经验审判。我国普遍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也可归为一种技术审判方式,但由于对卷证的过度依赖、司法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和刑事卷证运用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欠缺,导致我国技术审判的异化。当下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是对刑事卷证运用的根本否定,相反,为我国刑事卷证在审判中运用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于刑事案件卷宗改革的法律思考

刑事案件的卷宗 ,是刑事诉讼机制赖以正常运作的载体。但司法实践中长期奉行的卷宗中心主义对卷宗过度信任、依赖 ,导致案件事实发现与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目标难以真正实现 ,必须予以改革。考虑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状况 ,刑事案卷制度的完善应以相对合理主义为指导 ,区分不同的诉讼阶段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 ,走渐进的改革之路。

我国网络管辖权的发展现状

网络案件管辖权是当今相关司法界和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难题。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网络民事案件、网络刑事案件以及涉外网络案件之管辖权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以推动我国相关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构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积极推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有利于发挥刑事司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功能,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案件移送率较低、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转换比较困难、检测鉴定难度大、网络信息共享平台不顺畅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当前应积极推进五项工作:构建考核评价机制,确保案件积极移送;制定案件移送标准,提高案例移送受理率;明确证据转换规则,提高证据采信度;健全检测鉴定机制,确保鉴定意见可信度;构建网络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刑事案件地域管辖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台的一系列配套的司法解释,使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从过去的笼统规定到目前的较为完善。根据地域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实践中的认识和作法,对地域管辖涉及的犯罪地管辖、被告人居住地管辖、竞合管辖、牵连管辖等加以探讨分析,以期对司法实务部门发挥一定的参考作用。

论我国侦查启动模式的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规定为侦查的启动程序,不仅不能达到限制侦查权力滥用的目的,而且还会降低侦查效率,阻碍刑事案件的输入。侦查部门提出的"初查"、"立线侦查"等理论只是想从操作层面对现行侦查启动模式行改良。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从立法上明确我国侦查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并将侦查划分为初步侦查和后续侦查两个阶段;将立案作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同时通过对侦查行为进行具体分类和严格程序限制来确保侦查权力不被滥用。

涉刑信访的现实困境与诉讼解决路径

涉刑信访是指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或者审结后,当事人或其亲属通过来信、来访等方式向法院、检察院等机关提出申诉的行为。涉刑信访是当下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难题。涉刑信访加剧了行政权的肥大化及其对司法权的挤压态势,同时也削弱了司法权威,损害了程序安定,使法院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一怪圈的合理化解,端赖于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和回归诉讼程序的涉刑信访终结机制之构建等多方面的建设性举措。

论网络空间的刑事案件管辖权

网络的发展给现代社会带来极大的便利,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空间造就了网络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的特点,以致于面对网络犯罪,传统的管辖原则显得束手无策。为解决这一难题,各国立法和司法界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方案,但由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皆未能解决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因此,有必要讨论在传统管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先进经验,制定一部有关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国际公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