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东北招民开垦政策与汉族民人对东北的开发

清朝迁都北京后 ,满族大量移居中原 ,造成东北经济的凋敝。清初 ,清廷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的同时 ,积极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 ,恢复辽沈地区残破的经济。为了有效地管理迁居关外开垦土地的汉族民人 ,清廷设置了民治州县机构。随着汉族民人的大量徙入 ,东北地区土地得到开发 ,城镇兴起 ,以烧锅、油坊、参、貂、烟、麻、药材为主要特色的城镇经济得以发展。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

中原汉民族中的兄妹婚神话——以河南淮阳人祖庙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中心

淮阳人祖庙及庙会是中原汉民族地区兄妹婚神话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点。当地讲述人对于兄妹始祖的血亲乱伦有着强烈的拒斥态度,进而在惯常类型之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区变体。兄妹婚神话以散文体和韵文体两种形式传播,存在着多种叙事传统。讲述人的神话观复杂多样,将神话僵化地界定为"神圣的叙事"无助于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虽然对神话传统的传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非毫无限度。

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单于伊稚斜怒浑邪王、休屠王被汉军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休屠二王恐,谋降汉。与汉共谋既定,休屠王却悔而不降,浑邪王杀休屠王而兼并其众。霍去病迎降大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众相望,忽闻浑邪王部下颇有疑汉军掩杀而逃跑者,霍去病轻骑驰见浑邪王,坚其降汉决心,促使其果断平乱。之后,浑邪王遂率四万余众降汉,河西之地由此纳入汉朝版图。浑邪王降汉之事,《史记·匈奴列传》等篇皆有所载。班固亦取《史记》之说,在《汉书·武帝纪》等诸多篇章中亦屡屡载之。确知浑邪、休屠王降汉,是匈奴单于逼出来的,不是汉朝迫降的。但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上)》将票骑将军于元狩二年春夏两次"击破匈奴右地",同当年秋"降浑邪、休屠王"二事笼统混言,给后世造成"票骑将军迫降浑邪王"的误解,又在《汉书·地理志后叙》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给后世造成"汉朝武力夺得河西之地"的误解;本属匈奴内部矛盾,而无端改换为汉匈矛盾,显然都是错误的,亟应加以纠正。

云南汉语方音史稿(十二)

198 9年 9月 ,《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出版。《史稿》到此告一段落。本文作个小结 ,并对云南汉语方音中一些特殊声母、特殊声调的历史来源再提供点线索。

论清代汉族移民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本文从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以及封建剥削关系等几个方面就汉族移民进入蒙古地区后,对蒙古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论述。

汉人祖先信仰“神”观念的变迁

在殷商甲骨文中,没有出现“神”字,表示人死亡之后存在的文字符号是“鬼”和“”。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示化了的商王先祖,是被祭祀的对象,而前者是被驱逐和镇压的对象。周代出现了“神”的观念,这时的神不仅指“天神”,也指周王先祖。人们用祭祀的方式应对周王先祖,用驱逐和镇压的方式应对“鬼”。春秋战国魂魄观念形成后,祖先这种人死后的神圣存在也产生了相应的演变,成为“神—鬼”二元结构。与前代一样,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区别神与鬼,祭祀祖先而驱逐鬼。这种“祭即神”的观念在秦汉时期的民间被广泛接受。

试论忽必烈的哲学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三十多年间，“祖述变通”，改行汉法，实施文治变革的路线，实现了大一统国家，结束了迁延好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史学家称“为一代之制者”；而这是和他“洞识事机”，善于驾驭情势，因势利导，以顺应社会历史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在文治变革的“马下治天下”的方略中，以“至诚”思想来治己、治人、治世，发展经济、减轻赋役，与民实惠，创建了“天下独称富庶”的元王朝。在“信用儒术”的同时，崇奉释教，以佛治心，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对元代以及后世，尤其是对蒙古族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文化的本土性:海口府城石狗文化的内涵与面貌

自宋元明清,海南岛海口府城一直是汉族相对集中的地区,也是岛上唯一盛行“正语”的地方。其中心热闹地区常见的石狗信俗,是秦汉阴阳五行观念自唐宋流传至当地的民间演变,代表着先民秉承祖先思想文化中抗旱、抗风抗疫的生活愿景。石狗文化也以其承载着的汉文化内涵,见证了雷琼古代居民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到播迁当地的南海贸易背景。府城石狗凭借着儒家阴阳易理的诠释体系,长期融入了当地的国朝信仰体系;石狗公们自古被视为护持各处坊里村社土地祠或境主庙,它们处于大街小巷充满阳气的生活环境,陪伴着城市记忆。

《诗》《传》《笺》及后世咏陇诗中的“周祖”意象

《诗经》中的《生民》等篇抒写了周人先祖在豳地的创业史,塑造了来历非凡、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部族英雄,是以文学手法对先祖形象及其事业的追忆、渲染及歌颂。汉儒则根据"诗教"的需要,将"美"、"戒"、"重民"、"创制"等理念置于对诗歌的阐释中,将后稷和公刘等人物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的政治领袖形象,而忽略了这些诗篇的"史诗"性质。"周祖"形象在后世咏陇怀古诗歌中也屡有出现,诗人们结合典籍记载和在周祖故地的见闻,或追述功业、称颂德行,或感慨沧桑、忧国忧民,或描写"遗风"、追怀周祖,以传达自己在政治、历史、国运、民生等方面的思想和感情。一言以蔽之,"周祖"形象在政治、历史、文学和信仰等不同领域中多次被"再创作",形成了多面的"周祖文化"。

宋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

除少数几次“开边”之外,宋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较为温和的开拓政策,“纳土”以及“赐土”行动伴随两宋始终。在所谓“变夷为汉”的实施过程中,对夷民征收赋税是一项关键措施。宋政府的土地赋税政策并不确定,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田土交易也大体经历了从禁到开禁,到再禁三个阶段。

试论努尔哈赤“辽阳新政”

后金自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攻克辽阳,进占明辽东镇河东地区。这对女真社会是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人口结构为之一变,后金由单一民族政权,渐进为女真、蒙古与汉人为一体的新政权。面对这样全新的局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集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实施了一系列适应女真新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政,很快稳定河东局面,使后金政权走上正确轨道。自此,后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