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基于山西商号的会计核算——以《光绪十六年乾盛晋总结清账》为中心

《光绪十六年乾盛晋总结清账》是商号乾盛晋的通年总结,包含了总号的年结清单、分号的收支流水以及放账字号的款项名册。乾盛晋账簿在形式上具有总结账的一般属性,体现了账簿书写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乾盛晋商号的会计核算,主要采用四柱结算法,系统地反映了其一年的收支状况。通过对四柱账法的“复合”使用,多方面呈现不同业务的往来情形。它一方面是“账局运营”的独立核算,另一方面还兼做“汇兑”业务,亦需遵循“分号制”的核算体系,对于传统中式账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咸丰元年至三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原因

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应对民乱,咸丰帝于咸丰元年至三年,先后派包括李星沅、赛尚阿等七位钦差大臣在内的总兵以上四十余位官员负责督剿,但均以失败收场。本文通过还原该时期双方战事,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的原因,以期对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和运行状况有一个清晰认知。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 ,朝局传闻颇为盛行 ,而其中关涉“废立”(指废光绪帝而另立新君 )之事者尤为突出 ,成为焦点题材。这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 ,成因复杂 ,影响广泛。当时的“废立”传闻 ,作为在社会动荡、朝局紊乱、相关信息环境畸变的背景条件之下 ,所彰显的一种特殊舆论形态和信息资源 ,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 ,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 。

汉文史料所见光绪末年十三世达赖出走事件之年谱

清光绪末年 ,十三世达赖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 ,一度出走蒙古长达 5年零 5个月之久 ,这是我国与西藏地方近代史与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虽依据藏文史料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叙述 ,但却未吸收汉文史料内容 ,而两者间在记事的侧重点上差别很大 ,很有互补价值。笔者主要依据汉文史料重修了这一段年谱 ,它将与丹珠昂奔所修年谱一起 ,使人们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年出走事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赈灾中的捐纳

同治、光绪年间 ,清政府在几次大的赈灾中举办捐纳 ,收捐实职 ,并将这种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这种举措的主要原因 ,一为灾荒的空前严重 ,二为清政府财政的日益支绌。作为一时的应急措施 ,在短时期内是行之有效的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这种措施对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尤其是收捐实职 ,危害更大 :其一 ,它使官场流品之滥达于极点 ;其二 ,使行贿受贿之风到处蔓延。同时 。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建立起霸府统治 ,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 ,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 ;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 ,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 ,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 ,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 ,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 ,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 ,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传言纷纷,为清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有的人则认为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钟里满等专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即砒霜)含量进行测定后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学界多数人的认识为之一变。"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本应是可信的,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而"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北宋熙宁七年的天人之际——社会生态史的一个案例

雨水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业的收成,乃至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雨水条件,对于农业和江山社稷的重视使得中国人十分关注自然界中的雨水情况。但在传统中国,雨水又不完全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雨水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的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雨水之发生与否往往又被看作是人事的结果,而雨水发生之后,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又进一步放大了雨水的作用。因此,雨水在中国人与自然的历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历朝列代都十分注意雨水状况,并在做出相应解读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措施。一部雨水的历史,也是一部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历史。宋代熙宁七年的事例就展示了古人对于雨水的认识,社会在面对灾害性天气时所做出的反应等。

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决算

光宣之际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决算是由于当时中央财政危机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所引起的，它包括宣统三年各省区、度支部、资政院试办财政预算案。尽管它有种种不足，也未得到切实贯彻。

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

赵舒翘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堪称循吏。但对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亡国灭种。坚持尊王攘夷。认为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将义民编成团练,洋人即不敢登岸。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淘汰。

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真实性的质疑

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即是历史的真实性,然史实被掩盖或扭曲者却屡见不鲜,以近代中国史研究为例,缘于诸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其真实性令人担忧。如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情感纠结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往往过多肯定其革命作用,对其始终不变的日本情结与联日活动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消极影响却多有辩解;又如光绪死因问题为学界百年公案,其中死于疾病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2008年经过科技检测却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亡。可见,在未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亟需纠正研究者的情感偏颇及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的结合以去伪存真,复原历史的真实性。

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研究始于光绪末年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8册《地震稿》,是1909年出版的法文版《中国重大地震目录》第一卷的中文底稿,是其作者黄伯禄(1830—1909)的中文手稿。它无可置疑地表明:中国近代地震科学研究始于清朝光绪末年(1906—1908年)。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论徐桐的自强观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基于"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从而萌发了自强观念。同治十二年徐桐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徐桐支持清廷通过自强而弭祸患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徐桐的自强观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儒术经常之规,博得同治帝的赞赏,受到光绪帝的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