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iang Qichao's China Dream in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Novels

Liang Qichao actually influenced Chinese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a great and profound way.H e found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pioneered a literary style called political commentary and wrote many political fictions,which fully embody his deep thinking over China’s destiny at that time under impacts of western politics as well as his practical activities.H is political fiction does not only pioneer new forms and contents of modern fiction,but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leading numerous writers to construct a"Chinese Dream"literature by granting politics as theme of fiction and shaping of political heroes.W hat’s more,his political fiction also becomes a basi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晚清前期中国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

晚清前期,在西报知识的启发下,报刊论政观念中逐渐包含现代化思想因素。一是在对西报知识的阐述中体现现代报刊论政理念,二是直接阐述了报刊论政的公共性、独立公正的言论立场、以及言论监督的合理性等问题。晚清前期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知引介,或者说明办报重要性的佐证。从思想史的视野看,其构成了后续思想突破的铺垫和氛围,成为报刊思想史发展中必要的一环。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中的科学思想

“格物穷理”一词源于宋明理学,是中国本有的概念。徐光启等一批明末清初士人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吸收了大量科学思想,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格物穷理”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中蕴含着实证性、实验性科学思想和实用性科学技术。实证是“格物穷理”之体,实验是“格物穷理”之法,实用是“格物穷理”之用,三者一起构成完整的“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不仅是当时士人用之改造中国社会的群学自觉,还是一场推动当时中国向近代科学化转变的运动。

夭折的本土化: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变迁中的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

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关乎知识体系、教学单位与科研体制的构建。晚清时期,中国先是引介了法学包含政治学的欧洲式学科关系、法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美国式学科关系,而后又创造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本土化学科关系,形成知识上的竞争格局。甲午战争以后,主持学堂改革的晚清官僚们大多选择了最符合自身观念与利益的本土化学科关系,从而塑造了清末法学与政治学的最初发展态势。这一本土化法、政学科关系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完备性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随着日本有意的知识输出,一套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的欧洲法、政知识体系转道日本传入中国,成为寻求深化改革的晚清官僚们的更优选择,欧洲式法、政学科关系由此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表明,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变迁是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互动的产物,而学术本土化如果不能从概念创新发展到知识体系创新,纵然一时得到权力的支持也终将难以持久。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吴大澂练兵思想研究

吴大澂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官员和军队统帅。他精通古文字和篆刻,以金石学和古文字学造诣而享有盛誉;他勇于任事乐于实践,以赈灾、治河、勘界活跃于晚清政坛;他热衷洋务关心时局,由帮办吉林防务步入军旅,成为书生戎马、文臣领兵的典型。19世纪80年代吴大澂在统兵带兵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思想。在练兵宗旨方面,他提出了以势御侮的建军构想,既反对挑起边务纠纷,又反对削弱防军力量;在军队整肃方面,他提出了严禁兵痞作风的治军主张,从训诫和惩处两方面着手治理吸毒、游荡、空额吃饷等恶习;在军队武装方面,他提出了器用尚新的装备理念,主张从外国购买最先进的美德后膛枪炮武装军队;在军队操练方面,他独崇枪法,认为只要枪法精准就能先发制人,形成了枪法准头至上的训练思维。吴大澂的练兵思想,既有学习西方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也有只知武器不知兵事,只知枪法不知战术,只知引进利器不知发展本国军工技术的局限性。他并没有练出一支能御侮的军队,其练兵思想也未能指导晚清东北军队实现近代化的转型。

努尔哈赤政治思想探究

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为女真诸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努尔哈赤政治思想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恩威并用”;(二)“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三)“伐木”理论。特点:将政治和军事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意识形态;“和亲”只为寻求建立军事联盟;以“诚信”为主要特征。努尔哈赤政治思想的影响:推动了女真各族团结;大力发展了女真人的生产方式;“和亲”使明朝与后金势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促进了满族和蒙古族的融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国人开发海南思想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来的海南开发,关系中国海疆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布局规划,受到众多国人的关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国内外环境、学科背景和角度的影响,人们对海南开发的认识和思考有所差异。某些时期特定的政策和现实会引起人们对于海南开发新的热忱,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也使得时人关于海南开发的思考变得复杂,但总体上仍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续发展,着力于交通、政治、资源开发、资本金融、农业农村等方面,赋予其新的时代元素。贯穿海南开发始终的是对富源的开发、社会稳定以及海防需要的使然,也反映出国人海洋观念的转变和海权意识的觉醒。

孙家鼐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初探

孙家鼐是京师大学堂的筹办者和第一任管学大臣,是晚清著名的高等教育家。他为官持正,开明担当,为晚清时期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孙家鼐主张建立京师大学堂是为国储才,强调办学宗旨是中体西用。他引入了先进的分科教学模式,认为大学堂培养的学生应学有所成,成有所用。时至今日,孙家鼐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仍有着现实借鉴价值。

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伴随着新式教育发展,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教科书中最早出现民主政治零星思想开始,清末民初教科书通过对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对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等维度呈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展现了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图景,并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民主政治启蒙特点。正是通过小小教科书的大大启蒙,青年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力源并把握方向的新兴社会群体,而且教科书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将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加以崇尚做出了基础性铺垫。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 ,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 ,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 ,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 ,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 ,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因其废旧 (科举 )而终止了一个施行了 1 0 0 0多年的教育制度 ,又因其倡新(学 )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从介绍近代以来至“新政”前的教育概况入手 ,通过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特征、局限性及其原因的分析 ,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 ,为近代教育和人才培养新体系的发展扫清了最严重的一道障碍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 ,促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 ,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官派出国留学和鼓励自费留学 ,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 ;新式学堂开设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 ,推动了“新学”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