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进路研究

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效果不佳,其推行面临着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证据收集各主体偏离了各自的功能定位,从而造成相互协作程度不高。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律师调查令运作过程中各主体的协作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要求各主体通力协作以发现案件客观真相,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基于此,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的逻辑进路在于,通过规范律师取证行为、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明确案外人的证据协力义务、推动其法定化及法官适时行使释明权来提高各主体的协同配合能力,最终实现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应用的稳慎推动。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理性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增加辩护方抗辩能力的有效路径。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新《律师法》修订实施后是否有所转变也存在诸多争论。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象应当侧重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

民事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境与路径

目前中国证据收集制度仍不完善,虽然在《律师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并未规定该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也未对律师调查令等相关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仍旧十分困难。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立法上设置科学的制度体系,在民事诉讼中建立健全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授予制度、律师调查令制度、滥用调查取证权的追责制度以及明确规定相关协助主体义务的法定性。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必需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

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高度论证了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在论述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现状的同时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具体方案。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透视私人侦探取证

私人侦探取证在世界上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诉讼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国官方却不承认其合法地位,使得我国的私人侦探取证处于地下活动,限制了其发展。文章通过对私人侦探取证相关问题的探析,希望能为私人侦探取证拂去疑云,并对私人侦探取证的规范和限制提出建议。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分析及完善对策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 ,也是律师顺利执业的保障。就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来看 ,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当中 ,都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 ,分析其原因 ,提出完善对策 。

论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

确定第三人披露证据的义务可以大大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诉讼真实的发现,有利于我国的审判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开示程序要求第三人披露证据;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过规定第三人的协助义务予以确认。我国关于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法律规定条款极少且不完善。完善我国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基本思路:坚持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立法原则,把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范围限于文书证据的范畴,请求第三人披露证据的阶段应当限制在举证时效之内,如果第三人违背披露证据的义务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