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规范对身份行为的有限适用

身份行为的构造依托于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抽象法律行为框架,不能以事实先在性架空意思自治。即使家庭法没有明确规定,身份行为也存在成立和效力的判断问题。根据纯粹身份行为和身份财产行为的区分概括描述适用模式的意义有限,即使是身份财产行为,也不能当然适用法律行为规范,而必须结合具体行为的性质以及所涉法律行为规范之利益状态进行个别化检视。在具体的规范适用检视中,应当首先考虑立法者的法政策决断,然后再考虑不同身份行为的本质。限制法律行为规范的适用往往意味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其背后往往存在维护身份关系安定性及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通过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得出金融发展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特点,金融强国具有主权货币国际化、金融体系完备化、金融服务高效化、金融风险低少化等标志特征。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论我国垄断行为刑事宽大制度的构建

2022年我国最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对刑事责任部分进行了修改,为垄断行为入刑提供了可能。基于法律责任聚合理论、囚徒困境理论以及刑罚个别化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宽大制度基础上构建刑事宽大制度。具体而言,为确保《反垄断法》和《刑法》在宽大制度上的有效衔接,建议在制度模式上,构建基于“反垄断法—刑法”二元立法模式的专属告发制;在实施机制上,明确刑事宽大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排除主体和免予起诉的条件等,并设置合理的宽大顺位与减免幅度。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明代大审中的“宽恩”与“执法”

大审是明代重要的制度建设,既是对中国历史时期录囚制度的创新,也为清代秋谳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明代大审以所有在监囚犯为审录对象,其中徒流以下罪犯减等处置,具有宽恤的特点;而死罪囚犯的审录则以情真罪当为目标,审断强调事实、证据与律例应用之合理。从有明一代留存的恤疏来看,大审死罪的审录,体现了充分的执法性。无论是在可矜、可疑、可辩这些类别的应用,还是在将死罪案件纳入以上类别的论证上,与一般司法程序中的死罪审录具有同质性。明臣称大审官员“主宽恩”“主原情”,以与巡按御史的“主执法”相对,有失偏颇。明代大审作为恤刑,展示皇恩浩荡,其中有“宽恩”的层面,但是皇恩的核心则是执法公正、罪无冤滥。可矜、可疑、可辩案件的论证中,大审官员对死囚多哀悯之情的表达,似在“原情”;但是哀悯本身并不构成审断的依据,只有与律例呼应的、进入律例框架的哀悯之情,才是其定案的理由。因此,充分的“原情”实则为有效的“执法”所服务。明代大审制度及其实践为理解中国古代的恤刑、死刑审录以及司法中情与法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

“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合作性行政执法模式新样态研究——以认错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是对抗性的,行政机关基于行政优位权凭借单方意志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执法决定,由此产生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激烈冲突与对抗。《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第二十条确立的认错认罚从宽制度,让行政相对人在自愿认错认罚下获得从宽处罚机会;公安机关简化有关程序快速办理,提升了执法效率和节约了执法资源。认错认罚从宽制度是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合作解决行政相对人的治安管理违法责任问题的一种行政执法模式新样态,使公安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实现共赢。

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法治要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多维路径

阐明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法治要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意蕴。从内容要点、核心要求、关键要素三个层面分析了法治要义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间深刻的内在逻辑,从而构建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法治要义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容体系、目标体系和保障体系。从加强规范性、探索渗透性与发展多样性三个维度提出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法治要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有机融入的路径与方法。

监检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维衔接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

法的价值内涵、本质及其实现

法的价值既是法学和法理学的基本范畴,也是法理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重要的研究内容。法的价值包含两方面基本内涵:一方面,法的价值是法作为价值客体对法的主体需求的满足及其满足程度的评价;另一方面,法的价值是法的价值主体对作为客体法的实际存在的主观认知和应然存在性状的理性追求。法的价值本质也具有形式和实质两方面:从形式本质而言,法的价值是主体主观需求与客体客观功能属性的契合统一,单纯的主体或客体不会形成法的价值;从实质本质而言,法的价值是价值主体充分发挥建构理性对法的价值目标的不断超越,法的价值目标可以不断接近而不可无限度超越。法的价值实现是法的价值目标的现实化,其途径主要包括直接实现和间接实现两方面。认识法的价值内涵是揭示法的价值本质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和揭示法的价值内涵和本质之目的在于促成其真正实现,而只有把握法的价值本质才能真正促进法的价值实现。

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刑事诉讼应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不仅是一个刑法调整问题,同时也需要刑事诉讼制度予以配合.在法理上,刑事诉讼具有调整、补充和限制刑法功能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理论一方面应当促进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惩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与矫治.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需要谨慎的诉讼应对,其中,作为诉讼要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成了关键环节,理应对其体系定位和规范效力进行充分讨论,以妥善处理核准追诉前强制措施采取及不核准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在具体诉讼制度上,应认真对待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和犯罪记录封存在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拓展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加重视辩护律师的帮助,坚持宽严相济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以求得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正确处置.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当代启示——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探究

阐述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价值逻辑、批判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学说,在此基础上对德国政治制度和国家哲学进行理论批判,指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新时代仍需继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核心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发扬斗争精神,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监察法与刑法从宽规定的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法出台后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而言具有新的独特内涵,具体表现为超越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范畴的“主动认罪认罚+四种从宽情节”,其中监察法中的从宽新规定与刑法的从宽量刑情节的衔接也成为突出问题。《监察法》第31条与刑法自首、坦白、立功以及特别从宽规定存在规范上的非一致性,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定位,需要通过刑法修正及相关司法解释给予精确化、科学化的认定,从而保证监察法与刑法在从宽规定方面达到协调一致与规范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中国化的协商性司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控辩协商制度的性质,这几乎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通常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设定的“一般应当”之效力规范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地位。然而,通过对本条的规范分析可知,法官无论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上,皆不受控辩双方合意的罪名或量刑建议之拘束。控辩协商制度与我国审判机关的职权定位有着深刻矛盾,几无实效的“一般应当”仅具宣示意义而缺乏规范价值,基于“认罪认罚从宽”构建的控辩协商制度不具有实质性。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法官对实体公正的职权主义追求有所退让、“真理符应论”部分让位于“真理共识论”,这与追求真实的主流社会文化、中国特色的司法责任制度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正因如此,“认罪认罚从宽”在未来也难以被改造为具有实质性的控辩协商制度。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价值、不足与完善路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近年来扫黑除恶的综合性、专门性、阶段性的成果。它从我国国情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出发,与国际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相接壤,在原则上体现了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打击犯罪的手段推陈出新、互相协同;打击犯罪的目标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打击犯罪的政策秉持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但本法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各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协作而忽视了互相制约关系;第二,具体条款过于粗糙;第三,人权保障性条款尚不完善。为了实现本法与刑事法治程序相契合,有必要加强各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以防止打击极端化,细化具体程序并增加保障性、救济性条款以实现权利保障。

法的本体论思考——对苏维埃法概念的再思考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在回顾前苏联法概念形成的基础上 ,提取黑格尔法哲学的合理成分 ,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法观点 ,对法的本质问题进行说明、厘清线索 ,以加深对依法治国的理解。

论体育法的社会法属性--基于黑格尔法哲学的体育法本质解读

体育法本身就是存在的,并不是因为体育法典的产生而产生。体育法本质属性的解读是体育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体育的社会性奠定了体育法的社会性基础。我们从社会法的调整对象和社会法的本位观、利益观和公平观来对社会法的特征进行定位,然后运用黑格尔法哲学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论证体育法的社会法属性:体育法的本位观是保障体育权利;体育法的利益观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体育法的价值观是实现公平。

“坦白从宽”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中国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研究

随着《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垄断协议将趋于隐性化,发现和认定垄断协议的难度也将随之增大。为了解决秘密垄断协议侦破难的问题,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宽大政策,中国在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也制定了宽大政策。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宽大政策的理论基础,指出宽大政策通过改变卡特尔成员的参与约束或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对卡特尔起到威慑和瓦解效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宽大政策的现状,通过对比美国和欧盟的宽大政策,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宽大政策存在透明度低和不确定性大等诸多问题;最后给出了完善中国宽大政策的措施。

论篮球运动的本质、特征及规律

篮球运动的本质指篮球运动内部根本矛盾的特殊性 ,即在强力对抗下的准确。篮球运动的特征可概括为 :高空性、瞬时性、对抗性、多变性、主体性及观赏性。篮球运动的规律是指篮球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 ,具体体现为 :准确转化、高速均衡、攻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