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No Leniency on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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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稳固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检察智慧。企业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企业制度活力。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分为制发检察建议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后者在实体和程序性要件上规定较为严格。企业合规可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合规整改的难度来单独设置六个月到二年的考察期限。在具体的操作中,应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以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监检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维衔接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论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惩治金融犯罪的基本立场。这一方面表现为当严则严,即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顶层设计下,充分发挥罪刑法定的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从属性;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当宽则宽,即为了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规制机能来限制不当入罪,以“但书”及其涵摄罪量要素保留合理的出罪空间。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基于立法严密与司法限缩相结合的实践进路,应当在严密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同时,着力完善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通过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司法适用架构,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指引。

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重要发展与未来展望

刑事诉讼的中国特色与现代法治有机融合生成了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促进、保障作用。在监察体制改革、检察职能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三个方面的实践探索,共同体现了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深耕厚植于中国特色国情、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吸收现代化法治文明理念与制度。迈向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还需结合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推动理论创新与丰富实践形态、衔接本土国情与域外法治文明,为中国刑事诉讼法治体系构建确保最佳效能。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刑事合规视野下单位认罪认罚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在单位适用认罪认罚的情形中,两种制度具有共通性,并因联结单位归责理论而具有结合适用的同一性原理。依据组织体责任论,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合理的理论基础。在单位认罪认罚的认定中,诉讼代表人可以代表单位认罪认罚,并且应该结合企业的刑事合规计划。为完善单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在《刑法》第31条增设刑事合规制度的规定,并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法》的量刑情节之中,使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梯度化,便于统一单位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标准。

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刑事诉讼应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不仅是一个刑法调整问题,同时也需要刑事诉讼制度予以配合.在法理上,刑事诉讼具有调整、补充和限制刑法功能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理论一方面应当促进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惩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与矫治.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需要谨慎的诉讼应对,其中,作为诉讼要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成了关键环节,理应对其体系定位和规范效力进行充分讨论,以妥善处理核准追诉前强制措施采取及不核准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在具体诉讼制度上,应认真对待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和犯罪记录封存在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拓展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加重视辩护律师的帮助,坚持宽严相济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以求得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正确处置.

总体国家安全观语境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中的贯彻适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语境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也呈现出新时代下的新特点。对于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应当作为严惩的重点。但依法从重处罚,不是一味从严,应当完整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适用中,尤其要在个案中确立“从严”或“从宽”的总基调,并寻找积极的对向因素进行调剂,以期做到真正的宽严相“济”。

轻罪治理的中国面向:内涵廓清、实践检视及路径选择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轻罪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通过考察域外犯罪分层实践和我国刑法学界对轻罪内涵的理论争议,现阶段以最高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轻罪界定标准更为科学合理。当前,我国轻罪治理面临犯罪结构显著变化、司法理念亟待转变、理论冲突有待选择与平衡以及司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等现实困境。在科学构建我国轻罪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要在准确把握轻罪治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之间关系基础上,探索以统一轻罪标准、建立科学刑罚体系、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扩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范围为核心的轻罪治理实体制度,完善以贯彻繁简分流改革目标、适度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健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非羁押配套制度为重点的轻罪治理程序配套措施。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检察机关撤回权的行使与限制

检察机关是否享有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撤回权,一直存在争议。要理清其是否享有此种撤回权,应该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本质属性以及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的职能、地位入手进行分析。通过检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撤回权的几种情形,总体上可以分为检察机关主动行使与被动行使撤回权两大类型。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检察机关行使撤回权应遵循一定的规范性要求,在不影响被追诉人实体权利以及坚守信赖利益的情形下可以直接行使;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先于被追诉人行使;如若特殊情形出现,检察机关对程序的撤回则应当给予严格的条件限制。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偏离与回归——以诉讼阶段论的“中心化”现象为批判视角

近10年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并伴随着复杂博弈的过程,理想与现实的偏差亦是不可避免.“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其目的是为纠正“侦查中心主义”的偏离,而在实践中,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尚未完成,“起诉中心主义”却有所形成,致使“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更为被动.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被纳入立法规划,“以审判为中心”与“侦查中心主义”“起诉中心主义”的关系亟待进一步澄清,更有待立法对此作出回应.具体的完善路径方面,应重回“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正轨,厘清“以审判为中心”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关系,废除案卷式审判以倒逼普通程序庭审的真正实质化,同时还应重视补充完善辩方权利.但是,对侦查的功效不可全盘否定,应通过“合法外力”对“侦查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弊端予以纠正.检察权之运行,既要强化对程序的“自我”推动,也要坚持公诉权的正确行使,同时通过主动释明来消解控辩、控审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多元价值.

犯罪分层制度的检讨与启示

犯罪分层制度的构建动因是“大刑法”的改革设想和微罪扩张的现实趋势,而支撑理由可以归结为犯罪分层制度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两个面向上的价值。但是,从结构基础上看,我国轻微罪扩张的进程整体较为理性,“大刑法”改革的设想也已经破产,进而难以达到足以层次化的微罪数量。从制度价值上看,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法律价值名不副实,其在实体法上不能有效区分刑事可罚性,在程序法上也仅具有立法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难以证成,将犯罪分层制度的“轻重”理解为刑事政策的“宽严”,并不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稳定化等价值,反而导致了机械化。未来,我国刑事立法改革应破除对域外犯罪分层制度的盲目效仿和宣扬,而需认识到,粗糙机械地将犯罪的轻重分离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具体刑事制度的精细化和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