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众多文论家娴熟而密集地采用鉴赏感悟法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三大维度: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对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皆有重要影响。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论家在语言的形式与风格感受方面,在对作品结构与情思把握方面,都堪称典范;而其鉴别作品之味、判定不同风格、对艺术家成就和个性特征的评析等,都极为突出。同时,善于营造“批评意境”,话语方式的表达上具有折中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与魏晋之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转向、文论家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实践分不开,且凸显了此阶段中国文论浓郁的诗性特征,对当前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文体品格的营造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自然”:魏晋文人的生命美学追求

魏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个重要变革便是玄学的兴盛。魏晋玄学融汇儒道,强调以“自然”为核心。在此背景下,崇尚“自然”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特征。哲学思想领域对“自然”的推崇,势必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特征,“自然”成为当时文人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追求。魏晋文人追求“自然”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自然”作为生命美学目标来加以追求。具体来看,这种追求有着多重维度的体现:追求荒诞越礼的言行方式;重视真情的自然流露,对万物有情;追求飘逸洒脱、超脱凡尘的生存姿态。魏晋文人对“自然”这一美的生命境界多重维度的践行,造就了他们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体意识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但是音乐的,而且是哲学的,隐含了嵇康对生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价值认同,代表了魏晋士人探索主体性价值的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认识的新的理论趣味,既奠定了嵇康音乐新解的历史价值,也建构起他所主张的个性自由和逍遥的理想"音乐"人格。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魏晋南北朝艺术精神新论

魏晋南北朝370年创造的文学艺术,在我国文艺史上有许多"第一"。它们的繁荣发展原因是何,有何规律,表现怎样的精神?通过对时代人文环境"新道学"和自然主义、适性主义于文艺创作的渗透性浸润的分析,可以发现道家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的思想导引着这时期对艺术性质的理解和创作诉求,从而可从大量艺术作品和创作实践中提升出舒气达道、玄妙忘我、游心畅神和气韵飘逸的艺术精神,回答了上述极为困难又重要的历史课题。

论魏晋南北朝批评姿态与文体的风貌意味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善于根据不同体式规范要求行文,根据批评对象以及文本接受者确定语体的运用,以充分彰显自己的创作才华与批评思想。这一阶段批评文体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和意味,取决于批评家在文论中呈现出的批评姿态。文论家们在感性品鉴和理性批评之间漫游,出入于整体和局部之间,灵活调度多种辞格,将叙述和议论有机结合。他们以平等的身份探讨切磋,维护自身观点,义正辞严地辩护,在破立结合中营造出犀利且有张力的文风。针对创作与批评界的不足,他们针砭问题,勇于革新现状,积极培植新人,这些都使此阶段批评文体在诗意与谨严、感性与思理、温和与雄辩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可资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参照、借鉴。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民歌简论

魏晋南北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民歌混杂在所谓的"北朝民歌"中,应从中大致区分出哪些是真正的北方少数民族民歌。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民歌揭示出了他们基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尚武、质朴为主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对北方刚健之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种刚健之风又是唐诗繁荣的必要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生死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生死观呈现出多元取向:一方面,魏晋玄学生死观继承了道家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和对个体价值意义的肯定超越了两汉儒家生死观,但未能彻底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在东晋南朝以后逐步化解,从而表现出宁静淡远的趋向;另一方面,以佛教、道教为主体的宗教生死观与玄学生死观同时并存,对人们的人生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形神之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不同生死观的对立冲突。

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服饰风格

简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社会文化及其对服饰产生的影响,说明服饰风格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玄学视野中的陶渊明人生观和审美人生境界

“与化为一”是渊明在玄学影响下所确立的人生观 ,“以化为居”便能以平淡高远的胸襟面对人生一切境遇 ,创造出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境界。渊明以自然性分作为选择仕隐出处的依据 ,把士大夫不屑躬行的劳作生活转化为超越的人生审美境界。寄言出意的玄理被渊明融入到这种审美的人生境界 。

清秀神俊 韵逸洒脱——玄学对魏晋工艺美术风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作为主要思潮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史学、工艺美术设计等领域。在存世数量不多的出土工艺品、实用物品和砖印壁画中,魏晋特有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这两种我国装饰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植物纹装饰及细腰、身材修长的人物造型,体现出玄士风范的美学特征和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的工艺美术风格。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文人生命情绪勃发与生命意识高扬的时期 ,此时期的文学可称为生命文学。魏晋士人以一种忧生叹死的自我意识去关注社会 ,体悟自然 ,表现自我 ,抒发他们心中的愤懑与惆怅 ,失意与忧伤 ,既有对人格理想、功业抱负的追求 ,又有对时光流逝、生命短暂的慨叹 ,从而形成了慷慨悲凉、哀婉忧伤的文学风格。

比丘尼:另类世界中的女性群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丘尼生活

比丘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群体。比丘尼虽因多种因素出家为尼,但是基本上都与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密切相关。比丘尼的生活可以出家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她们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都标榜了外在社会赋予她们的道德规范和要求,她们的社会形象是积极的。比丘尼的个人生活及其在社会空间中的角色同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密切相关。

服饰与魏晋风度

关于魏晋风范 ,学者们虽然从多方面进行过论述 ,很少鲜有从服饰角度加以论及的。本文试从魏晋士人着装这一角度 ,分三个不同的层面 ,论述了魏晋的风范 ,以期体现魏晋时期社会风貌的一角。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点刍论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是对晚明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再次选评,其序文、选文、评点皆体现着蒋士铨对骈文的认识。由《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语可以看出,蒋士铨骈文批评推崇六朝尤其是徐、庾骈文,重视骈文的遒逸之气。蒋士铨评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反映了清人对骈文艺术和骈文发展史的看法,是清代骈文理论的重要成果。

陶渊明生命观的文化阐释

魏晋士人对生命本原、生命价值和生存方式的思考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形成了纵乐、养生、玄学等不同类型的生命观,而陶渊明立足现实生活,汇通儒道玄思想精华,以自然为核心的委运顺化的生命观无疑是当时最完善、最务实的生命观,是魏晋士人探索生命的集大成者,是对玄学生命观最完美的总结。

从《兰亭集序》看魏晋生命意识

通过解读《兰亭集序》和《兰亭诗》,我们看到兰亭雅会诸人在诗文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从汉末一直到魏晋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小我对大我、小我对小我认真审视的结果,是弥漫在这一时段的空气中的苏醒意识。魏晋名士个性最为张扬,处处强调个体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潇洒,但是在他们放浪形骸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压抑与苦闷。拟在忧生之叹、放诞之狂、山水之寄、服石之误等四个方面对魏晋生命意识作一探讨。

魏晋士人个体生命的飞扬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呈现着由情向理的发展过程,个性觉醒的最初冲动表现为聚焦生命意识,张扬个体价值,这是生命意识的核心。由此魏晋士人就以生命的本真状态去体验赤裸裸的生命:以汉末无名氏的集体喟叹——《古诗十九首》为先声,到魏晋之际则表现得更个体化,至两晋就慢慢地走向哲理化,希企通过理性思考来消融对死亡的恐惧。这样魏晋士人就以种种自觉的方式寻求着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儒学的精神超越、玄学淡释、及时行乐等。

魏晋南北朝对问体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

对问体论体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其特点是以对问的方式结构全篇,通常是一问一答,也有多问多答,"辙寄之宾主,假自疑以对之",假设对方有疑惑不解的问题或对方攻击的观点,然后予以答疑或驳击。按其宾主人物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或问式,一类是客主问对式。前者使思想表述更加明白晓畅,使深刻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使文章容量扩大,呈现出思想逐层深入、几经矛盾波折的过程。后者则具有戏剧性,有虚构的客主双方,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与特定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