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的本土化以及网络文学空间叙事研究趋向

中国叙事学在受到国外研究影响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不断从本土叙事资源中探索新路径,开创新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但在空间叙事的“本土化”方面,囿于古典小说对于时间的高度依赖和现当代小说对于乡土书写的执着关注,导致空间研究一度被忽视。伴随着与网络空间关系最为密切的网络文学的崛起,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逐渐受到重视。以硕士研究生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对网络文学的空间叙事表达了较多关注。这一发展趋向基本契合网文的“青年”属性,表明Z世代不仅在网络文学阅读和批评上,甚至在理论研究层面,都能够立足网络文学这块热土,依仗互联网原生居民得天独厚的网感优势,朝向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创新的伟大使命进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校园教育路径研究——以云南民族地区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遗”为例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分属文化和教育两大不同系统,但却有着内在的关联。其关联在于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直接的资源。在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非遗”项目的教育资源、媒介优势及其多渠道多层次进校园的教育路径,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极具意义。

初中古诗词学习任务的设计范式——基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研究

随着新课标的实施,初中古诗词学习任务设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构建初中古诗词学习任务的设计范式,有助于发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审美作用,实现文学阅读能力向写作能力迁移,帮助广大教师设计出创新合理的学习任务。该范式由教学目标、教学环节、学习任务三部分构成,亮点在于强调古诗词学习的审美性、引入创新的学习任务活动形式、融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此范式的实施可采用汉字溯源、比较阅读、借助文学地图和互联网媒介等创新任务形式,分阶段循序渐进提升学生的审美表达能力,设置符合审美标准和创意尺度的评价标准,以促进“学习任务群”理念的落实。

后亚文化视域下主流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以文艺青年群体为例

在后亚文化视域下,“亚文化”已然成为一种身份选择。以文艺青年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他们在基于自反性的个人叙事中进行身份选择,并在“新部落”的社交仪式之下达成身份认同。在新媒介场域中,文艺青年对主流文化的矛盾表现出从空间到技术的仪式抵抗升级,又由于融媒体的态势与其自身的意义追求,具备与主流文化身份融合的可行性。因此,该文从认同的传播理论出发,主流文化需经过传播机制的“破壁”,文化符号的“出圈”,并联结个人叙事为集体记忆,融入“新部落”的情感机制中,来建构与深化文艺青年群体的主流文化身份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刘宋文学传播群体考论

刘宋时期,文学创作与传播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化特征,与其特殊的时代与文化因素有关。文化权力与文学创作的交织,推动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官僚群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群体和以志趣为导向的文人交游群体的形成。三个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提出各自的文学创作主张,并在创作题材、创作主题、审美风格上形成趋同性特点,表现出一定的流派意识,共同促进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明代北方运河市镇及其文学群落——以河北故城为例

大运河沿岸的故城在明代存在一个成就可观的地域性文学群体,他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但彼此或互有交往唱和,或前仆后继,存在人格、文风上的影响,呈现出关注现实、重视载道的集体风貌。这一文学家群体的成员构成、流动与汇聚、内外互动和创作著述等,为研究北方运河市镇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生态,考察古代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演变提供了宝贵样本。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视域下的单元教学策略

2022版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立足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进行的写景抒情类散文单元教学是一次新的尝试,将不同年级、不同单元的多篇散文有机融合,优化单元设计,旨在通过文本阅读与创意表达活动,促进学生发展思维和提升素养。

初中语文“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落实的实践路径

初中学段落实“文学阅读与创意写作”学习任务群,需界定文学阅读、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等核心概念;且该任务群具有指向语文核心素养、搭建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结合的桥梁的教学价值。初中语文教材中有与之相适配的内容要素,提供了实践载体。该任务群可采取基于单篇和基于多篇两种教学形态,从设定学习主题、创设学习情境、确定学习任务、设计活动过程、提供学习支架、开展评价反思等方面开展教学设计与实施。同时,教学实践中需防止文本的地位旁落,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近代湖南世家中文学女性群体的创作

近代湖南世家中文学女性群体规模较大的有郭汪璨、周系舆、左宗棠、李星沅和曾国藩家族。世家女性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作品体裁以诗为主,作品风格随作者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世家女性的文学创作是她们追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也促进了近代湖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探讨世家女性的文学创作对研究湖湘地域文化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家族家庭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近代文学和妇女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清末民国社、刊共生型旧体文学团体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报刊与社团呈共生状态的旧体文学团体,它们是近现代社会大变革的“新陈代谢”中反映旧体文学艰难生存状况的一个截面,也是这一历史阶段特有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之前至五四运动之后,身份庞杂的转型期知识群体始终在寻觅着适宜旧体文学生存、传播的新土壤,试图将传统诗词社移植、嫁接至报刊这种新兴媒介中。社、刊之间的结合共生使得文艺报刊相继成了文人墨客怡情遣兴、释恨排忧的“游戏场”,新兴中小知识分子振兴国学、维持风雅的“宣传阵地”,以及令传统文人旧经验、旧志趣得以栖身且青年旧学爱好者兴趣得以发展的精神世界“后花园”,反映出旧体文学内部的自我变革与更新。

华文文学视角下的跨域文学社团研究——以卡夫及其文学社团活动为例

卡夫在文学社团中的活动显示了不同场域华文创作者交流方式的多元化。在他参与的文学社团以及“台湾地区诗学”“截句”运动中,卡夫作为重要的引领者,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与各地的华文创作者、读者和出版商进行互动,显示出华文文学在网络影响下进一步全球化的趋势,提示文学史书写中,个人文学活动的重要性,并以“社团研究”补充以地域和政治认同进行文学史叙事所面临的问题。

论金代后期洛西文人群体的创作与文学中心的形成

金代历史上的两次迁都,将金朝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金代后期,一批文人选择在嵩州一带,包括卢氏、内乡、陈州等地的洛西隐居,逐渐形成了“洛西文人群体”。他们在洛西地区交游唱和进行文学创作,既表达了归隐之志、抒写了闲居之乐,又在慨叹时局之中暴露了隐与仕的矛盾。这一群体虽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共同的风格旨归,但这一文人的群体性流向使得洛西成为金代后期的又一个文学中心,与首都汴京文学中心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宋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新探

宋徽宗即位一年后,宋廷改元建中靖国,推行温和“绍述”路线。然而建中之政,与徽宗的本意不符。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运用种种策略,挑动士大夫互斗,逐一排除异己,将建中之政改为了崇宁之政。透过建中、崇宁之际一年多的政局演变,我们可以对宋徽宗的个人特点有更深入认识,也能对北宋后期的政治风气有更多了解。

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客观需要,领导和推动延安文艺团体的创办,并且以文艺团体为话语载体,大力推动大众化话语的构建。随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文协等文艺团体,逐渐掀起以抗战动员为主旨的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不仅为保卫中华构筑起“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还使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化生死存亡挑战为话语权构建的新契机,彰显出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背景下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

空间隐喻与风格暗指——文学地理学“自然气候”视野下的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

文学地理学中的“自然气候”范式,强调了自然气候在文学风格形塑中的核心作用。斯达尔夫人之后,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对自然气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鲜有关注。在当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以自然气候为视野考察国内文学地理现象仍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的语言风格彰显,正是自然气候深刻影响文学风格的典型。从语言风格对这一作家群体的地域化身份界定,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隐喻”方式所达成。“空间隐喻”是指这一作家群体将四川多雾气候的地理特性,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映射”到其作品语言中,形成一种语言风格的地理学暗指。正是这种地理暗指,青春文学“川派”作家群才具有一个能被界定的同一身份。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少数民族文论的困境与中国文论“失语症”连带

本文重点梳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构建的过程,介绍学界对其所阐发的一般特质,揭示其所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与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讨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思考结合起来加以对照,尝试实践多角度、多边性的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