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评价《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原因探析

以西方新叙事学的“横向窗口”“嵌入窗口”概念为方法,对《九十九度中》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在“横向窗口”和“嵌入窗口”的自由交叉转换中,叙述总是趋向两组“喜”与“悲”的四个故事,这种结构产生了特殊的美学效应:传达作家的人文情怀以及对于人生的理解;让互相关联的人物在各自的心理内容中形成差异和反差,以此刻画人物。文本在无限虚拟中,自然构成无边无际的网,寓意了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而作家裁剪下来的若干人物的故事和场景,正是作家对于生活发言的表征。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叙事与想象

20世纪 3 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三个主要文学流派都对都市有不同的文学想象。左翼对于都市的意识形态叙事 ,新感觉派对于都市的现代主义叙事 ,京派和老舍对于都市的文化叙事都是从不同层面呈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驳杂景观 ,而其在致思途径、文学视野、表达方式等方面反映出的特质则标志着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熟。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国立青岛大学与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上引入瞩目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这篇文章是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期间酝酿、构思而成。作为京、海之外的城市文化“第三极”，青岛在“京海论争”中的意义却未能在文学史上彰显出来。以国立青岛大学为中心，细致梳理沈从文与梁实秋等新月派同仁的文学理念及其异同，可以更准确地考察、分析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其复杂构成，亦可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产生更深入的认识、理解。

观念与史实——“京派”之派的辨正与还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诸如审美的、阶级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样形态存在"乃是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历史问题。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我们透过种种偏于一隅的视角,经过对民国相关文献的钩沉磨洗、检索阅读,对京派的原生形态作了一个勾勒,揭示、界定、描述了作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京派史实。

论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中心的考察

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立足于其"致良知"理论,与程朱学派同中有异。首先,在文道关系上,依然主张道本文末,但一反程朱"作文害道"说,提出"文不妨道"新观念,缓解了明开国以来文道关系的紧张局面;其次,在文辞表达上,主张"修辞立诚","辞达"即止,不沉溺于"艺";第三,在写作门径方面,反对模拟前人、范写经典的套路,主张师"心"自运,以"本色文字"为工;最后,在文学功用上,仍然注重其实用价值,强调文辞应"以明道为志",感发良知,"羽翼教化"。阳明学派的文学观念总体上并未超出理学藩篱,但其对"修辞立诚"、"本色文字"的强调,直接影响了晚明的"性灵"文学思想,使明代文学摆脱了模拟、复古窠臼而走向书写性灵,在明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转关意义。

30年代文学论争与商业化倾向

本文分析了3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现实生存语境,从文学生态的角度揭示了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土壤中的商业化倾向因素,通过对30年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学论争的具体分析,揭示30年代各种文学现象背后的商业化因素所起的作用。

湖湘派的诗学宗趣:骚心选理

以地域论诗,湖湘派在近代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绵延半个多世纪。其倡导的“骚心选理”之诗学宗趣,骚心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与湖湘之地崇尚《楚辞》之传统相契合。而选理则是形式层面的体现,实质就是强调摹学汉魏六朝诗歌的书写特征。但是,近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作为文学的诗歌,深受当时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骚心选理”肇始之初,湖湘派内部就存在着与开创人和领袖者王闿运对其不同的理解。以后又多有修正和维新。即使是王闿运本人,其对“骚心选理”的诠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湖湘派在近代诗派中能够续存最久的原因之一。

抚摸成长的疼痛——论张兆和的小说

张兆和的小说,是一种“另类”的成长小说。它关注成长个体的内心体验,抚摸成长的伤痛,有着“失乐园”的叙事模式。她的小说具有京派的风格,并且是京派文学版图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当淡出我们的视野。

“社刊”结合的典范——《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相互契合与倚重,成为文学史上社团结合的典范。文艺副刊因为挑起过"京海"论争、"反差不多"论争,引起学人们高度重视,成为考察京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20世纪30年代,功利主义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京派文学的存在优化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结构,起到纠正左翼文学模式化弊端的作用,同时也折射了社会急剧变动中知识分子的分化。

从自由看“京派”——论“京派”文学观念的本质特征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着“京派”知识分子,于是“京派”文学也呈现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从文艺的本体观到创作观再到批评观可以看到“京派”文艺观念和风貌。可以说,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塑造了“京派”,是“京派”成“京派”的根本所在。

京派的民族想象及人文意义——以沈从文为中心

京派在挤压的都市文明之外,为我们展示了淳朴的乡土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想重构显示了京派另类"民族想象"的独异之处,表明了它与五四新文学对接中的反叛。沈从文的创作分乡土抒情、都市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三部分,他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其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开掘标志了京派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但对于落后的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京派呈露了不合时宜的奢侈。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文化境遇。

看一粒粒萤火在前

本文为作者半生学术经历的自述。包括"自学"给他带来的"杂"和"正统",及日后经回炉获得的反叛。他敏感于现代市民性、乡土性之间的文化失衡,所做京派、海派和都市文学研究,使学术与个人生命经验融合无间了。京海冲突是对现代中国文化和自己的双重认知。虽深感1950年代学人的局限,却很难忘怀前有光亮诱引,后有"过客"声音的催促。

京派诗风的嬗变:《文学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

《文学杂志》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阵地之一,其与京派美学的紧密关系,其所推出诗人、诗作的重要性,以及刊物前、后期诗风、诗论中的变化与坚持,不独对于认识京派诗歌实践,而且对于认识一种诗歌美学追求与大的时代背景变迁间的复杂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曹丕的儒家文学思想

曹丕的《典论·论文》一直被学界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理论标志,并作为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的一篇文学独立宣言。实质上,曹丕的文学观体现着浓厚的儒家思想,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学理论文献。

“思想战”与京派文学传统

日本"笔部队"成员意识到"思想战"在掌握北京沦陷区文化艺术领导权方面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邀请北京文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颁发"大东亚文学赏",成立官方文学团体,压制和利诱具有进步倾向的校园文学社团,对北京文坛实行干预、控制和渗透。然而,由于北京文坛根深蒂固的依然是京派文学传统,"思想战"不仅被具有官方色彩的文人在审美层面疏离,更被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校园文学社团以各自不同的策略予以反抗。

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是一位京派代表作家 ,他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创作技巧的完美。通过研究汪曾祺 5 0年的创作活动及其小说的文化特征 ,可以展示作家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述学策略

中国现代文论与美学与大学教育体制有密切的关联,理路呈现出融会中与西、新与旧、理论与实践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京派"学人试图通过"述学"行为的策略调整,来沟通大学专业教育与文学生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述学文体打破了专业著述与报章散文的界限,突出了学术研究的在场性;又通过灵活变译,引西入中,建立了文论、美学的新范式。这反映了30年代"京派"学人重整文化资源的独特立场与拓展文学、美学教育的新理念。

试论林徽因对京派的影响

林徽因作为京派的代表人物,对京派影响巨大且深远。文章试图从京派文学阵地的建立、文学刊物的发展、对京派新人的提携和其本人的文学创作四个方面证明林徽因对京派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