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性视阈下的17年城市文学

在许多城市文学研究者的眼中,17年时期几乎是一个空白,同样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中,17年时期也被认为是现代性最为缺乏的时期之一。认真考查17年时期的文学作品,发现不仅关于城市的书写大量存在,而且其现代性较其它时期更为突出,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相交融的悖论状态。

新时期文学创作对17年文学传统的悬隔与会通——从刘勰的“通变”思想谈起

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所提出的“会通适变”思想出发,探讨并阐明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17年文学传统的会通与悬隔问题,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创新成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文学由于缺少17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民族、国家、集体主义体悟和关怀而造成的精神蜕变。进而认为,17年文学那种朴实、自然、真切而崇高的情感取向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正变的基础和前提。

社论化:“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

“十七年”时期,社论这一当代报纸的新闻评论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社论化文学批评形态。社论化文学批评以其特定的话语方式,参与了“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更以其特殊的话语内容,深度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史、思想史的建构。文章超越纯粹的“美学的”批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分析社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进而采用史料统计方法,呈现社论化文学批评的运用情况;并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社论化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内容,以揭示社论化文学批评积极参与社会史、思想史建构的内在逻辑。

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出版状况、成因及影响分析

十七年时期,作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第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家和作品,同时也出版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著作。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理论在发展趋势、译介对象、出版中心、理论重点等方面都独具特色,这一切与十七年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并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

论“文学想象”与“历史存在”的差异性——对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再反思

英雄形象是指客观存在于文本世界中的英雄客体,他们作为独立的存在,已经以文本的形式存活于文学之中。英雄叙事则是作者在英雄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文学想象"塑造出英雄形象的过程。"文学想象"与"历史存在"是有差异的。在英雄叙事的过程中,既要规避过分张扬"文学想象"带来的文学失真问题,也要规避过分拘泥"历史存在"带来的文学失魂问题。只有真正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会有助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这恰是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

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本文以“十七年”文艺作品中关于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作为个案,探讨在叙事的建构过程中,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如何以“神魔斗法”叙事模式来修辞战争,又是如何在反复修辞革命者爱情生活“克制”的同时最终“控制”爱情发展的走向,从而展示文艺的叙事修辞方式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从审美主体选择看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成因

从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关系上讲 ,主体的创造意识是在对客体存在的改造式适应中体现的 ,客体对主体的制约同样也是以尊重主体意识的独立性为前提的。而当代文学史上前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往往人为地将主客体双向之间的适应互动的选择重构关系释解为主体对客体 (群体 )的单向依附关系。这使源于复杂体验与认识的艺术个性构成的多重视界往往被群体的逻辑思维所取代 ,它所形成的两极对立的审美模式和传统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 ,共同成为导致创作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重要原因。

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

风景描写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表征之一,但现代乡土小说发展到十七年(1949-1966)却发生了变异,风景开始隐匿,即使在孙犁、艾芜等这些向以抒情写景闻名的作家笔下,风景的呈现更多伴随于旧人旧事,在现实时空中却付诸阙如。写景即写人,消失的风景线从侧面说明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的异化。

1949—1966年童话的多向度重构

晚清童话作为启迪民智、铸造"新民"的文艺样式开始兴起。民国时期童话从理论到创作都得以迅速发展,众多知名作家与学人参与其中,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从民俗学、人类学视域对其进行了理论阐释;叶圣陶、林兰等在创作领域进行了实践。1949—1966年,童话在内外因素的共构中实现了蜕变,在"民间"与"多民族"文学语境中,从教育价值与幻想层面进行了重构。20世纪50年代童话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中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了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同时从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到童话的创作实践,都渐趋形成了以"幻想"为核心话语的理论体系。1949—1966年童话的理论重构与文艺实践经验在中国文学史、民间故事学术史上都具有独特意义,其理论成就对当下"中国故事"的讲述具有一定的启迪,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其反思尚不充分。

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

张洁的短篇小说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起激烈争论。论文将之辨认为一个微型成长小说文本,并重新放入当时的社会语境及相应的文学史序列进行重读,指出这篇小说尽管提及了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可是置换了原有成长小说中爱情部分的人物表,从而完成了对革命者爱情生活的追述和补偿,这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从这篇小说在成长主题、叙事模式、人物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十七年”文学的承续性和差异性,管窥“新时期”与“十七年”之间的断裂与连接的复杂情况。同时,《爱,是不能忘记的》改写了“十七年”文学的成长文本,还为接受了这一成长文本教育的几代人编撰了自己的爱情成长宣言。

口头传统与“人民文艺”的普及面向——对“十七年”新曲艺创作情况的考察

"十七年"期间,在新曲艺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文艺普及方针的贯彻力度,以及在"人民文艺"定位下重视口头与通俗的特点。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在题材的延续上,还是对"故事性"的肯定与发挥上,都离不开对传统曲艺口头艺术的借鉴,同时也反映了新曲艺对革命政治的情理化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与书写,革命的抽象转化成了民间的具体,其中亦有不少围绕着普及与提高、"民间性"与"人民性"、政治性与娱乐性的冲突与博弈。而这一民间审美特色与革命政治的张力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催生了新曲艺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也浓缩了发展"人民文艺"的难题性。

“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美术的发展轨迹

"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对"十七年"美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肩负团结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责任与义务。随着文艺创作转向正轨,越来越多艺术家选择少数民族题材进行艺术的创作和探索。在这一时期,艺术家们还运用少数民族题材对"外来艺术民族化"和"改造国画"进行实验。

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前30年的抗日文学虽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新时期的抗日文学不仅完成了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抗日文学的新时代。变化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走出了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单一立场的国家化叙事模式,也走出了战后30年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立场的集体言说方式,开始了立足于民间视野和个人话语基础之上的抗日历史的文学重构与叙述。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模式探析

"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片面夸大人的阶级性,忽视了人的共性,爱情已经被权力异化,爱情只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或建设主题盛宴的佐料和点缀,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狂热的政治话语之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与追求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归属。

建国后十七年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标准

建国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以一定的批评标准翻译引进了众多外国经典。其具体情形为,在国别标准上,苏俄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占据压倒性优势;就国家之间的差序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的取舍标准;就国内的阅读权力而言,采取内部发行措施。

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

作为文学史建构的新时期文学,既有社会发展的生成原因,也有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生成因素。新时期文学史建构的三个基点:"人"的主题贯穿,文学性体认的去蔽,整体性的架构。文化结构内部的不平衡造成文学治史思考的困惑。针对困惑进行的反思:坚持把新时期文学本体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整体性语境中整合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观照;注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

论“十七年”出版业与新文学书籍的生产

1949至1966这"十七年"间,新中国出版业在"为人民服务"出版方针指引下,对新文学书籍的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控。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对象身份的重新确认、出版社的整合与分工、几大文学出版社对新文学书籍出版的垄断等。"十七年"出版业调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